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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次吃酒大醉的经验，我发现了饮酒的几项原理：第一，醉了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痛苦；第二，酒并不是毒药，不会发生吃得与吃不得的问题。因此，吃酒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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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原理，我自此以后便放胆吃酒，目中无人，自视几乎是无敌于天下的可笑。前面我说过，我幼年的时候对于吃酒并无特别嗜好，到了中年，其实那时才二十七八岁，却对酒负有能饮的盛名，很少有人敌得过我。这是由于“敢饮”，不一定是“能饮”！敢是勇气，能是量；有了酒量不一定敢饮，却是有了勇气的人，虽然量不大，亦能豪饮起来。天下任何大小的事，其成功的因素多半是勇者才能做得出来，能者如无勇敢的精神，便亦只有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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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发生前几年，我又回到了广州，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中，遇见了以能饮酒闻名南北的罗文干和杨熙绩两先生。当主人请大家入座的时候，他们二人独据一桌，声言：“能吃酒的才请到这一桌来。”大家听了他们二人的豪语，怕吃酒的都却步不前。此时我的好胜心和能饮的自负心忽然涌上心来，我走向那一桌和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我向他们二人挑衅，我说：我们吃酒便吃酒，不用纠缠，我们三人举杯共饮，相互不为增减，以示公平，吃到不能再饮为止，谁先倒下是谁输，否则不算饮酒的好汉。如果你俩同意，便请其余的朋友做证。于是大家都鼓掌赞成，坐看我们三人吃酒决战。乃没有料到罗文干、杨熙绩两位先生对于饮酒只有虚声，而无实力，不到席散，便已“烂醉如泥”。罗文干先生表现的是昏迷不醒，抬送回家；杨熙绩先生则倚酒骂坐，失去常态，使在座的人为之不安。看见他们二人如此情形，我又乐了，因为此时我的神志仍十分清楚，特别表示如平时的安详，我的能饮酒的自负心亦随之而增强，愈有目空一切之概！所有与会的客人都一致称赞我是“海量”，认我居然能胜过以能饮闻名南北的罗、杨二人为奇迹！他们不耗费一点本钱，竟称我为“酒霸”！这一“酒霸”的荣衔，自此便不胫而走，每遇饮酒的场合，都被人围攻，被人暗算，被人以打倒我为快，我为此不知吃尽多少苦头，醉了不知有多少次，身体不知受了如何的损伤！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树大招风的成语，真是一项宝贵的人生教训！其实我的“酒霸”这一荣衔，细细研究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罗文干、杨熙绩二位先生以往本是饮酒的能者，但是此时已上了年纪，我则仍是壮年，我把吃酒认为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的原则应用来对付他们，当然他们便不是我的敌手了。如果我当时与他们二人年岁相若，我未必能够取胜，这是他们二人失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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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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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酒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或嗜好，但酒后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和风度，“观人于微”应用在吃酒方面可能更为有效。像梅贻琦先生那种雍容有礼，能饮而不放肆，不挑衅，不逞能，一声不响，有求必应的饮酒风度，真可说得上君子之风，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仅吃酒是如此，做事的态度亦如饮酒一样。他在筹备“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别人都要灰心生气的事，他却能处之泰然，不怨不尤，忍耐地去克服。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行政院”任“政务委员”，没有实际的主管责任，他为了“清华”由美运来的许多精巧细密的科学仪器，如天平之类，被度量衡检定机关视为普通称煤炭一类的量器扣押起来了，使他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而来到我的家里，求我的援助。我把负责的朋友请来，恺切地告诉他们，现在精密的科学仪器是用来研究科学的，有些物质元素，不但肉眼不能发现，就是普通的显微镜亦发现不出来，你们如何能用普通量称煤炭、石头的眼光，来等量齐观地对付精密的科学仪器，予以留难？你们这样做，阻挠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罪遗子孙！他们推说是受了法令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其后，此事虽获解决，但当时我已气不可抑，发为一种怒吼与感叹，而梅先生却安详如平时，反而安慰我不必生气。他说：“这样的事很多，我们终得忍耐，努力去解决，何必如此着急自恼呢？”本年海外学人回台，暑期讲学会开幕时，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致辞中对胡适之和梅贻琦先生发展科学的贡献极为推重，他说：“梅先生做事公平无私，不偏不倚，一声不响，口衔着纸烟，听人倾吐一切。他最后所提出的意见，无不切中肯要，公平合理，正直无私。”陈先生最后的结语是：胡、梅的精神不死，科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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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先生饮酒的态度和雍容安详、沉默寡言、做事公平认真的美德，固然很值得我们敬仰学习，但是他的生活亦有他幽默而平易近人的一面。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我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会议，他是团员之一，我们在东京同住太子饭店，相处非常愉快。没有到过东京的团员同人，对于东京流行的现代歌舞非常向往，企求一观。大家因为梅先生为一严肃的长者，想约他同往，又不便启齿；不约他，又有些过不去。于是我便以大家的意见转达梅先生，不料梅先生的答复轻松而令人不失望。他说：“这算什么！我已经看过两次了！”后来我回到台北，和蒋孟邻（蒋梦麟）先生谈及此事，孟邻先生说：“月涵的话是真的，他所说的看过两次的话，有一次还是我和他同去的。”这两位老人在严肃的生活中都有其轻松、平易近人的一面，现在他们二人均已作古，令人不胜怀念。梅先生在筹备“清华”原子研究所时期，几次约我前去参观，我都不克前往。有一次，我不使他知道，偷偷前去，后来他知道了，特别问我看后的感想如何。我说：“我秘密前去不让你知道，是不怀好意的。”他问我：“如何你要不怀好意？”我说：“我在先认为在台湾科学如此落后，环境如是困难之下，你很难筹办一所合于标准的原子研究所。看了回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是你的成功。我不但满意，而且更愿尽我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你，共同努力来使我们在发展新兴科学方面突破现状，进入原子科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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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幸，在“清华”原子炉“临界”开始工作时，他已病倒在台大医院，而接任他“教育部部长”职务的正是我。在我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就任那一天，我对道贺的朋友说，我预备把“清华”原子研究所改名为梅贻琦原子研究所，以纪念他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后来有少数人士对此加以非难，未即实现，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商同陈可忠校长，把“清华”原子反应炉的建筑改名为“梅贻琦纪念馆”，这样总算了却我一项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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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五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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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悼念先师梅月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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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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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余前，《传记文学》主编人嘱崇以在清华先做学生后任教职的经验与认识，为清华人一致爱戴的梅校长写小传，尚未克属稿，先师竟已归道山。悲痛之际，仓促成篇，以志哀思而已。三四年前，曾请先师告知家世先德，承录示云：“幼年曾见《梅氏家乘》，尚略记忆。此《家乘》载：明初一将军梅殷，原籍武进，尚太祖之公主，生二男，燕王夺位，将军旋卒，公主携二子北上，后移居天津。在津梅氏人口不繁，多以教书或‘做盐务’为业，鲜有经商致富者，因而梅家有‘穷念书’的雅号。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数人。”先师之曾祖名汝钰，祖名茂先，皆曾中举贡。父二十余岁时，考中秀才，以后两试不第，乃从事盐务，家境非裕，但对子女之教育，必尽力成全。师兄弟五人，学有成就，先人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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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涵先师于前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幼时曾经庚子之乱，短期避地保定。十五岁时，张伯苓先生在津创办南开学堂，先师是其第一班学生，十九岁毕业。翌年（一九〇九年）应政府之美国退回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录取四十七人，先师名列其中，遂赴美入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电机工程。学成归国，于一九一五年入清华任教，此后几乎终生为清华服务。初任教时，青年俊逸，有卓立超群之风度，即为当时师生所重视。所授为数理课程，如物理、图形几何等课。崇时在校受业，不特钦佩先生之数理专精，且感觉其国学根底亦胜侪辈，写中国字，秀而刚劲，有如其人。一九一九年夏，与师母韩夫人结婚，时年方三十，于今四十余年，伉俪之笃，亦足为清华学生之模范。一九二五年，清华改大学，初任教务长为张彭春先生。次年，张先生辞职，校中诸教授即公推先师继长教务，师之忠于所事、清正不苟，此时已为众望所归。一九二八年，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赴美视事。三年后，清华因数易校长，群情不安，国民政府乃电召师回国，任命为校长，于是年十二月就职，至去年十二月，恰达三十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故今年校庆日（四月二十九日），有梅校长任职三十周年之庆典，先师且自病榻录音，勖勉同学。放播之时，在场数百听众感动万分，乃今尚未匝月，音犹在耳，而师已与数十年来亲承教诲之清华学生永别矣，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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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念先师主“清华”校政三十年，感人以诚，昭人以德，列举事迹，恐只能表达微末。崇于去冬曾就所知，写《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一文，兹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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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一九三一年），清华已在国立大学中有相当声誉。文、理、法三学院规模颇具，唯工科只有土木工程一系，尚未能成为学院。梅校长就任后，便增设电机、机械两系，成立工学院，增聘教授，扩充设备，兴筑教室与工场。这个新成立的学院，在几年里进步很快，成绩可观。理学院也是校长所特别关心，尽力培植的。各系致力研究，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得国内外的科学界的重视。理工毕业生参加各种专科留学考试，也多获录取。衡量这些成就，我们当记得这几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正是“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一天比一天猖獗。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清华竟有如此蓬勃的气象、切实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校长的领导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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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北平为日寇所占，在平院校仓促迁往内地。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后更西迁于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经费支绌，物质艰难，师生们在颠沛流离的景况中，维持煞费苦心。幸得三校校长（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与梅先生）诚心合作，尽力克服困难，于烽火警报之中，不特弦歌不辍，而且努力求提高学术水平，清华更增加设立几个特种研究所（如航空、金属学、农业、社会调查等）以应特殊的需要，使得滇池上的昆明城在抗战几年里成为学术重镇，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者两千多人。抗战结束，三校各自复员，清华准备返回北平西郊的校园。因校舍曾被日军占用，破损甚多，屋宇需修缮，仪器设备需补充，图书需整理，经校长与诸教职员的努力，始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重在清华园开始上课。这时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近东北战区，更感受到战争影响，学潮时起，主持校政者真是棘手万分。梅校长于群情恟恟时持之以镇定，靠平时的德望维持学校的秩序，同时引导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复校后的二年多，不特各院系渐复旧观，而且颇有成就，各地优秀青年，多愿投考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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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冬，共产党军队突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与国民党军队战于学校墙外。已而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处在郊外的清华园处于共产党军队的势力范围。梅校长适于前一日因公入城，遂留在城内，国民政府派遣专机迎接校长去南京。一九四九年，去法国参加联合国教育组织大会后，转到美国，去从事保管及运用“清华基金”。用基金每年的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的研究工作，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书刊，“恢复《清华学报》”，专载对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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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教育部”前“部长”张其昀先生观察国际潮流所趋，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奋起直追，乃与梅校长筹商“恢复清华研究院”。聘若干学者成立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先在新竹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由梅校长主持一切。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备历艰辛。而尤感困难的是，指导做这种研究的人才难于聘请。原子科学的研究，近年突飞猛进，学者必须在科学发达的环境下从事积极的研讨，而且要与其他从事研究者保持联络，始免落在人后。因而留美、留欧的学者，鉴于台湾的设备缺乏、书刊不全，多不愿长时期离开他们现时的研究处所。罗致人才遂成为建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头号难题。梅校长对于这个难题的谋解决，可说煞费苦心。他曾几度去美国，访问留美的学人，敦聘他们回来为研究所效力。先后曾有几位回到新竹，或担任教学，或主持兴建，指示装配，虽然各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停留，终使这研究所基础树立，规模粗具。又研究所在成立几年中，所培植的青年科学家也已有几位学成归来，为所服务，更使研究所的前途乐观。同时梅校长又努力获得美国在台机构的赞助与合作，于资助实验室仪器设备之外，聘请了几位核子科学专家，来加强教授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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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梅校长本人对于研究所及反应器建立的努力与贡献，在原子炉落成典礼中，“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梅博士，他是真正建设‘清华’原子炉的人。自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起，从设计筹划一直到建设完成，他无止无休地辛勤工作，事必躬亲地努力实现了他的宏谋大略。为了这个研究所进步的科学研究，梅先生费了时间精神，缜密地思考，决定了这一座最能适合我们要求和条件的原子炉，在设置的地点方面，在订购一切装置上的必要零件方面，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今天各位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所看到的这一座高等学府，有现代最新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三百万电子伏特的范氏加速器，以及我们今日庆祝落成的水池式核子反应器（原子炉），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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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原子炉，在科学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今天庆祝原子炉的落成，还另有一个意义，因为这也表扬了梅校长几十年对教育与科学贡献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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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在“清华”任教十几年，任校长三十年，及门弟子二三千人以上，对于这位校长始终爱戴。得人爱戴如此，所以致此的原因似可略为检讨。一个原因，是梅先生处事的态度谨严。梅先生曾向访问他的人说：“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拘谨一点，慢一点，也许就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这种态度，不说别的，在日常谈话里，随时表现。顽皮的学生曾集梅先生常用的字眼来作打油诗，有句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口头语，是梅先生说话的分寸不苟，不欲轻做肯定，而不是犹豫，不着边际。遇到重要关头，同学都晓得梅校长是守正不阿、坚定不移的。还有值得佩服的，是梅校长善于分辨重轻，明识大体。于处理校政，他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主持其大要，而以计划及执行，委之能胜其任的教职员，以诚信相孚的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做，所以各方面有欣欣向荣的进步。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便向全校师生提出一个“诚”字，约大家相见以诚，他的实事求是、诚恳待人，便是这“诚”字的实行，也收了诚实的效果。最使人钦佩的是梅先生的人格感召。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又饶有风趣，富有幽默感。不喜做洋洋长篇的演说，而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寻味。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清华的巨额基金，丝毫不苟，是以梅夫人居美国时，有时不得不以所居分赁，以维家计。为人处事，力主朴实，避免浮夸。他人方侈言原子科学，耸动听闻，而梅先生潜心努力，于不事声张中使“清华”研究所健全成立，原子炉运用得宜，奠立高深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功俱在人心，无须丝毫宣传，这就是梅校长主持“清华”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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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于两年前，在“教育部长”任内辛劳致疾，病居医院将达两年，数频危殆，乃以师之意志坚强及医护之尽力，几次转危为安。在病榻上，对于“部务”及“清华”研究所之事，尚密切关心，策划进展。“清华”原子炉之筹备，在师病困之前，迨启用成功，已缠绵床褥，不克亲往新竹一视，但在启用前后，师之用心，只有参与其事者始得知之。闻侍疾者言，每需参阅文件时，师言在其架某格，往取辄不爽，可见其用心之缜密，处事之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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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先师逝矣，遗爱将永留人间，为万千青年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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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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