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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念先师主“清华”校政三十年，感人以诚，昭人以德，列举事迹，恐只能表达微末。崇于去冬曾就所知，写《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一文，兹节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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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一九三一年），清华已在国立大学中有相当声誉。文、理、法三学院规模颇具，唯工科只有土木工程一系，尚未能成为学院。梅校长就任后，便增设电机、机械两系，成立工学院，增聘教授，扩充设备，兴筑教室与工场。这个新成立的学院，在几年里进步很快，成绩可观。理学院也是校长所特别关心，尽力培植的。各系致力研究，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得国内外的科学界的重视。理工毕业生参加各种专科留学考试，也多获录取。衡量这些成就，我们当记得这几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正是“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一天比一天猖獗。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清华竟有如此蓬勃的气象、切实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校长的领导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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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北平为日寇所占，在平院校仓促迁往内地。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后更西迁于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经费支绌，物质艰难，师生们在颠沛流离的景况中，维持煞费苦心。幸得三校校长（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与梅先生）诚心合作，尽力克服困难，于烽火警报之中，不特弦歌不辍，而且努力求提高学术水平，清华更增加设立几个特种研究所（如航空、金属学、农业、社会调查等）以应特殊的需要，使得滇池上的昆明城在抗战几年里成为学术重镇，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者两千多人。抗战结束，三校各自复员，清华准备返回北平西郊的校园。因校舍曾被日军占用，破损甚多，屋宇需修缮，仪器设备需补充，图书需整理，经校长与诸教职员的努力，始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重在清华园开始上课。这时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近东北战区，更感受到战争影响，学潮时起，主持校政者真是棘手万分。梅校长于群情恟恟时持之以镇定，靠平时的德望维持学校的秩序，同时引导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复校后的二年多，不特各院系渐复旧观，而且颇有成就，各地优秀青年，多愿投考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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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冬，共产党军队突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与国民党军队战于学校墙外。已而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处在郊外的清华园处于共产党军队的势力范围。梅校长适于前一日因公入城，遂留在城内，国民政府派遣专机迎接校长去南京。一九四九年，去法国参加联合国教育组织大会后，转到美国，去从事保管及运用“清华基金”。用基金每年的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的研究工作，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书刊，“恢复《清华学报》”，专载对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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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教育部”前“部长”张其昀先生观察国际潮流所趋，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奋起直追，乃与梅校长筹商“恢复清华研究院”。聘若干学者成立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先在新竹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由梅校长主持一切。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备历艰辛。而尤感困难的是，指导做这种研究的人才难于聘请。原子科学的研究，近年突飞猛进，学者必须在科学发达的环境下从事积极的研讨，而且要与其他从事研究者保持联络，始免落在人后。因而留美、留欧的学者，鉴于台湾的设备缺乏、书刊不全，多不愿长时期离开他们现时的研究处所。罗致人才遂成为建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头号难题。梅校长对于这个难题的谋解决，可说煞费苦心。他曾几度去美国，访问留美的学人，敦聘他们回来为研究所效力。先后曾有几位回到新竹，或担任教学，或主持兴建，指示装配，虽然各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停留，终使这研究所基础树立，规模粗具。又研究所在成立几年中，所培植的青年科学家也已有几位学成归来，为所服务，更使研究所的前途乐观。同时梅校长又努力获得美国在台机构的赞助与合作，于资助实验室仪器设备之外，聘请了几位核子科学专家，来加强教授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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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梅校长本人对于研究所及反应器建立的努力与贡献，在原子炉落成典礼中，“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梅博士，他是真正建设‘清华’原子炉的人。自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起，从设计筹划一直到建设完成，他无止无休地辛勤工作，事必躬亲地努力实现了他的宏谋大略。为了这个研究所进步的科学研究，梅先生费了时间精神，缜密地思考，决定了这一座最能适合我们要求和条件的原子炉，在设置的地点方面，在订购一切装置上的必要零件方面，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今天各位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所看到的这一座高等学府，有现代最新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三百万电子伏特的范氏加速器，以及我们今日庆祝落成的水池式核子反应器（原子炉），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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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原子炉，在科学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今天庆祝原子炉的落成，还另有一个意义，因为这也表扬了梅校长几十年对教育与科学贡献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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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在“清华”任教十几年，任校长三十年，及门弟子二三千人以上，对于这位校长始终爱戴。得人爱戴如此，所以致此的原因似可略为检讨。一个原因，是梅先生处事的态度谨严。梅先生曾向访问他的人说：“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拘谨一点，慢一点，也许就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这种态度，不说别的，在日常谈话里，随时表现。顽皮的学生曾集梅先生常用的字眼来作打油诗，有句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口头语，是梅先生说话的分寸不苟，不欲轻做肯定，而不是犹豫，不着边际。遇到重要关头，同学都晓得梅校长是守正不阿、坚定不移的。还有值得佩服的，是梅校长善于分辨重轻，明识大体。于处理校政，他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主持其大要，而以计划及执行，委之能胜其任的教职员，以诚信相孚的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做，所以各方面有欣欣向荣的进步。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便向全校师生提出一个“诚”字，约大家相见以诚，他的实事求是、诚恳待人，便是这“诚”字的实行，也收了诚实的效果。最使人钦佩的是梅先生的人格感召。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又饶有风趣，富有幽默感。不喜做洋洋长篇的演说，而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寻味。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清华的巨额基金，丝毫不苟，是以梅夫人居美国时，有时不得不以所居分赁，以维家计。为人处事，力主朴实，避免浮夸。他人方侈言原子科学，耸动听闻，而梅先生潜心努力，于不事声张中使“清华”研究所健全成立，原子炉运用得宜，奠立高深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功俱在人心，无须丝毫宣传，这就是梅校长主持“清华”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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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于两年前，在“教育部长”任内辛劳致疾，病居医院将达两年，数频危殆，乃以师之意志坚强及医护之尽力，几次转危为安。在病榻上，对于“部务”及“清华”研究所之事，尚密切关心，策划进展。“清华”原子炉之筹备，在师病困之前，迨启用成功，已缠绵床褥，不克亲往新竹一视，但在启用前后，师之用心，只有参与其事者始得知之。闻侍疾者言，每需参阅文件时，师言在其架某格，往取辄不爽，可见其用心之缜密，处事之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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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先师逝矣，遗爱将永留人间，为万千青年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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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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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回忆梅月涵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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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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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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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还有两种作用很大的促进方法。一种是经常对学生耳提面命，使学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道理，而特别感到师长对他的亲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这是一种“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经常以和悦的态度与学生接触，使学生感到亲近师长就好像坐在“光风霁月”照临的草地上，非常舒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说得出的东西，但也觉得非常满足，慢慢地就把品性提高了，这是一种“无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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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在大礼堂主持有关集会做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一齐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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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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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考进清华大学新制第二级的，那时梅先生已接任教务长，大概因我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对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为有点小事，要去报告教务长，临走，梅先生忽然问我：“你是读什么系的？”我说：“我原想读经济系，现在改读历史系。”梅先生听了，即说：“你入学考试的国文考得很好，为什么不读中国文学系呢？”我将我父亲提倡实业救国，叫我不要像他那样专习诗古文辞，又因为怕读物理学不能选读理科，只好违背父命，改读历史等等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就说：“学历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读。”接着，他又问我：“第一级的同学罗兴林，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罗兴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则是广东人。”“对啦，你们的口音不同。”梅先生听我说后，即自己补说。起初，一年级的同学多数都说梅教务长很少说话，但我深深觉得，梅先生对学生有时也是喜爱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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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年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即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我自校内的医院病愈出来，接到了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年同伴到上海肄业的同学陈汉标君自上海的来信，说他本年考得清华大学新生的备取，至今没有得到学校的通知，不知能否补上，要我向学校商量。我即刻往见梅教务长，说陈君是我在中学里争考首名的同学，已在厦门大学攻读一年，再投考本校的一年级，无奈仅考得备取，现今仍留在上海，没有入别的大学，专等本校的消息，最好给他补上。梅先生说：“因为南北还有战事，恐怕交通滞阻，所以在上海考得备取的，都没有给他们通知递补。”我说：“不能补，也要早给他们通知，叫他们不要等候，可以改入别的大学。现在既未发通知，别的人我不知道，而陈君则一定会因此失学，非常可惜，可否准他来校？”梅先生想了一会儿，就说：“好罢，你即打电报给他，要他在双十节以前到达学校。”我很高兴地即给电报与陈君。到了十一月中，陈君才来到清华，我即领他去见梅先生。梅先生听说是我发电报催他来的，便说：“我不是要他双十节以前到校吗？现在开课已久，怎还好补呢？”我说：“这都是受时局的影响，人既来到，总得给他想法才对。”梅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准许陈君入学，但第一学年限他选读最少的学分。这可知梅先生是非常爱护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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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读的是心理学系，在清华属理科。照学校的规定，心理学系，除了心理学本身的课程外，第一、二年必须兼修大学一年级水准的自然科学四种，即物理、化学、数学与生物学。陈君长于数学，各种心理学和实验也修得很好，但很奇怪，他入学考试的物理学试卷竟成绩不够，只能先读补习物理，第二年才选修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先生说他考得不好，要他在三年级再为重修。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大考完毕，我也考完了毕业试，准备入研究院。一天，忽然接到陈君自青岛寄来的信，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通信了，今年大考，物理又不及格，言外含有不吉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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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陈君的信，不觉吓了一跳，生怕出了乱子，即刻拍一电报给他，说已与学校当局讲好，可以及格，请他在青岛安心度假。发电报后，我即去寻找吴有训教授，他答应给陈君补考。但陈君对物理，当时已考得怕了，要再补考，恐怕还是不妙。所以，我即刻又去找心理学系的主任叶麟教授，我建议最好将心理学系须选修四种自然科学的规定，改为至少须有三种及格。叶先生很为同情，并且一再称说陈君是心理学系很好的学生，关于心理学本身的课程，无一不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品德也好。最后他说：“待孙国华教授回校后，当即召开系务会议，提请学校，修改规程。”我向叶先生致谢告辞后，回到宿舍，即写信给陈君，请他于暑假完毕即回学校。后来陈君果然以最优的成绩于心理学系毕业，先在该系担任助教，再后又由于梅先生由留美学生监督而回任清华校长，知道陈君的学行，乃和心理学系的主任商量，派他赴美国埃奥华大学专攻变态心理学，得到最高的学位，成为中国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这更可以知道梅先生对专门人才的培植，是无微不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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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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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别清华园，而返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的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的纂修。以后，即以连年忙碌，从未返过北平，再去清华谒见师长，但与诸师长常有通信。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大战，平津各大学首先迁移。清华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复自长沙迁至云南昆明，而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在校主持。而我亦于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学的讲师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授，而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兼在中山大学授课。到了第三年冬，广州危急，我将图书馆的重要书籍运往广西桂平，而自己则先送内人到了重庆，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好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去澂江的时候，梅先生亲自到旅店来看我，而且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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