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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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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别清华园，而返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的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的纂修。以后，即以连年忙碌，从未返过北平，再去清华谒见师长，但与诸师长常有通信。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大战，平津各大学首先迁移。清华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复自长沙迁至云南昆明，而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在校主持。而我亦于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学的讲师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授，而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兼在中山大学授课。到了第三年冬，广州危急，我将图书馆的重要书籍运往广西桂平，而自己则先送内人到了重庆，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好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去澂江的时候，梅先生亲自到旅店来看我，而且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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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每次由江出昆明，都必谒见梅先生和其他的师友。联大的师友如闻一多先生等也曾到过江，访问我们。我在澂江时，也曾将以前在清华研究院时收集的关于百越的资料写成《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虽然没有向梅先生请教，但在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从事撰作，这是深受梅先生所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的激励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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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中山大学奉命迁回广东的北部，我又和许多在昆明的师友相别。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我随罗慈威将军于九月中旬自重庆乘军用机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政府的委员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校长。第二年，西南联大亦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等校各自迁回原址。一天，忽然接到梅先生于五月五日寄给我的信，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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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仁棣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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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闻荣任粤省政府委员，适当战后，人民望治情殷，抚辑更始，任务艰巨，谅诸君必可游刃有余也，曷胜企盼。兹有恳者：此间联大三校，奉命复员，本学期课业，已经结束。第一批复员员生，约九十人，定于本月七日，乘公路局车，约三辆，按救济总署运送义民还乡办法，随同东去，前往梧州，再行转往广州，分别返乡。预计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穗。以后每隔一日，即有一批到达。本月共有五六批，每批人数八九十人。彼等到穗后之暂时住宿问题，拟请吾棣，惠予协助，俾得解决。至一切接运奔走，及详细备办事项，已另函托李景羲弟代为偏劳。尚祈商嘱李君，以利进行。专此奉托，顺颂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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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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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五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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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由于李景羲兄的善于接洽和交涉，在广州接待东返三校同学的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很顺利地达成了任务，我是因人成事罢了。从这封信分析，也可以知道梅先生对学生迁回原址复学安排的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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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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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在清华园正式开课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共产党军队进围北平，梅先生于是月二十一日由国民政府所派专机接赴南京。这年恰值梅先生六十初度，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的会员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集会庆祝，分会会长杨兆焘兄要我撰作寿文，送呈梅校长作为纪念。我仓促撰作，并请河北王壮为先生书写寄呈，这寿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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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月涵校长六十寿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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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序权兴于元，而盛于明。归震川集，存者尤多。迂儒以为非古人所有而讥之，是不然也。寿序应为与否，以其词信否为之断。若其信也，赠之匹夫匹妇可也。非然者则其人虽通显，于吾词为不类，不作可也。岂能以非古人所有而限今人之必不为哉。今岁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先生六十初度。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使香林为之辞，以寿先生。《礼·中庸》曰：为政在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故士君子出而置身廊庙，则必郅隆政化，处则教育人才，以培国家之本。先生年二十七，即任教清华，越数年，长教务，年四十二为校长，以至于今。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所由为国家发扬学术、教育人才者，可谓至矣。同人等昔肄业校中，每趋谒，则先生之语之也，必雍然蔼然，曲折而入于道术。离校后，又常闻先生奖借同人者甚厚，以知先生宅心独厚，教化周流，其荣寿无涯，可预期也。香林无似，学术日就荒落，今为此序，益觉有负先生昔日所以期许之者之至焉。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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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长受业罗香林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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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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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寿序，我自愧写得过于朴拙，然其中所道“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和“宅心独厚，教化周流”等，则确是梅校长伟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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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校长逝世，到今十年了。早想写篇纪念的文章，将梅先生的上代明太祖时的驸马梅殷的史迹略做考证，并将一九四九年三月梅先生自南京到广州时和广州同学谈话的情况，以至我到台大医院谒见梅校长时，梅先生最后对我的谈话一并写出来，作为我师事梅校长的纪念文章。但因我近来特别忙碌，而几本有关的日记簿，又因几年前搬屋的关系，不知放在何处，迄未寻得，未能凭空追述，只好改写了这篇片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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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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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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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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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献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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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凄凉寂寞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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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三时，第三届“中国小姐”评判委员会在台北市怀宁街新公园“中国之友社”举行第三次会议，姗姗来迟的是邱委员士荣先生（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代院长，名妇科医师），他一面喘气就位，一面和蔼可亲地向大家说：“很抱歉！很抱歉！迟到，迟到，因为梅‘部长’刚才已经过去，我们院方必须办理一些规定的手续，兄弟责任所在，等一切都妥当，签了字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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