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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梅墓设计人的昌华兄,在他照例的周密考虑之外,我知道他最注意通盘的建筑美,就是建筑物本身的真善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相对地顾到环境美、庭园美、风景美、形势美,也可以说是“新”的风水美——中国古代的风水最近已经引起相当多的欧美现代建筑家和风景设计家的注意和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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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见到南港胡墓和新竹梅墓的人,相比之下,恐怕都会发生这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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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墓朴素,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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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墓简陋,令人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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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荣自然梅先生不如胡先生,长眠处胡先生却逊梅先生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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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梅园或胡园,在经营风格上,都远胜台湾大学里的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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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三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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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想追记他的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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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六三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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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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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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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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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在南京过江的时候目睹灾情严重,想不到三十小时后,到了北平,却是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进清华大学,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礼堂、庄严的科学馆、藏书丰富而尽量开放(书库)的图书馆,加以水木葱茏的校园……这一切令一个来自小城的中学毕业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肃然之情。面对这样良好的求学环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这种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学校园的普遍感想。足见环境与学风,对青年的将来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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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才几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梅校长到校履新,记得梅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讲话,提出“大师比大楼”更重要的主张,强调学术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为数十年来清华不断努力的目标,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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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不久,有些学生觉得日本侵华的意图已明,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有“爱国有心,避难乏术”的妙文。梅先生认为这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现,极为痛心失望,并且剀切地告诫: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文告的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这篇文告为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加以清华运动场上所提倡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和“尽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种很重要的学风,无形中发挥了精神力量,坚强了爱国情操,值得现在办大学的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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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与各尽所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的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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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爱护同学犹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绪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觉的爱国动机下往往有偏激的行为,往往容易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动的题目,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因为青年的心情是纯真的,而行为比较冲动,不能做冷静判断。当然,青年的正义感、历史观是值得敬佩与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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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在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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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开始梅先生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足见梅校长当时的苦心。最后梅先生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当时深得与会同学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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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勇于负责维护学风,爱护青年的苦心可以在另一事件上得到证明。在爱国抗日的口号下,有一次,不同主张的同学们发生了争执,不幸迁怒于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名社会学专家,幼年时因酷爱足球而伤足,失掉一腿,通常用拐杖,竟有人夺去潘先生用以支持身体的拐杖。当时梅校长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当时,在场同学很感动地高呼“拥护校长!”这是一难忘的感人事件,可惜美国在越战中,各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反传统、反权威的示威,缺乏像梅先生一样的深知爱护青年的校长,能够面对群众,以舍己救人的伟大精神感化迷途的青年,以维护大学的基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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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离开大陆之后,梅先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清华学报》的复刊”。一九五〇年以来,这一刊物因为梅先生的远见,结合了我留美的“汉”学家(这个名词可能有人反对)。这一大群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美国各著名大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有学术地位的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得国际上汉学家的重视。而梅先生更有深意,一旦“清华”恢复整体的大学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渊源。不幸的是,有人给予清华一个理工专长的帽子,而把当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所,如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的贡献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是福是祸)。那时,清华筹备经年,国内二十余专家答应支持的国学研究所(先以文、史、哲为基本,逐渐扩张为文学院)的计划,不幸因为“门户之见”而牺牲了。梅先生有生之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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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做事必准备妥当,始付诸实施,故事事有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的卓越的远见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建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至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至有后来的理学院的脱颖而出,不能不钦佩梅先生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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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他的诚挚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爱护青年的热情,终生致力于造育人才,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幽默感人的种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头,更必为后来教育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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