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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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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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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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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在南京过江的时候目睹灾情严重,想不到三十小时后,到了北平,却是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进清华大学,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礼堂、庄严的科学馆、藏书丰富而尽量开放(书库)的图书馆,加以水木葱茏的校园……这一切令一个来自小城的中学毕业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肃然之情。面对这样良好的求学环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这种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学校园的普遍感想。足见环境与学风,对青年的将来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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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才几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梅校长到校履新,记得梅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讲话,提出“大师比大楼”更重要的主张,强调学术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为数十年来清华不断努力的目标,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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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不久,有些学生觉得日本侵华的意图已明,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有“爱国有心,避难乏术”的妙文。梅先生认为这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现,极为痛心失望,并且剀切地告诫: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文告的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这篇文告为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加以清华运动场上所提倡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和“尽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种很重要的学风,无形中发挥了精神力量,坚强了爱国情操,值得现在办大学的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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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与各尽所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的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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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爱护同学犹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绪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觉的爱国动机下往往有偏激的行为,往往容易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动的题目,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因为青年的心情是纯真的,而行为比较冲动,不能做冷静判断。当然,青年的正义感、历史观是值得敬佩与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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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在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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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开始梅先生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足见梅校长当时的苦心。最后梅先生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当时深得与会同学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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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勇于负责维护学风,爱护青年的苦心可以在另一事件上得到证明。在爱国抗日的口号下,有一次,不同主张的同学们发生了争执,不幸迁怒于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名社会学专家,幼年时因酷爱足球而伤足,失掉一腿,通常用拐杖,竟有人夺去潘先生用以支持身体的拐杖。当时梅校长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当时,在场同学很感动地高呼“拥护校长!”这是一难忘的感人事件,可惜美国在越战中,各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反传统、反权威的示威,缺乏像梅先生一样的深知爱护青年的校长,能够面对群众,以舍己救人的伟大精神感化迷途的青年,以维护大学的基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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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离开大陆之后,梅先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清华学报》的复刊”。一九五〇年以来,这一刊物因为梅先生的远见,结合了我留美的“汉”学家(这个名词可能有人反对)。这一大群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美国各著名大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有学术地位的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得国际上汉学家的重视。而梅先生更有深意,一旦“清华”恢复整体的大学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渊源。不幸的是,有人给予清华一个理工专长的帽子,而把当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所,如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的贡献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是福是祸)。那时,清华筹备经年,国内二十余专家答应支持的国学研究所(先以文、史、哲为基本,逐渐扩张为文学院)的计划,不幸因为“门户之见”而牺牲了。梅先生有生之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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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做事必准备妥当,始付诸实施,故事事有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的卓越的远见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建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至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至有后来的理学院的脱颖而出,不能不钦佩梅先生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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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他的诚挚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爱护青年的热情,终生致力于造育人才,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幽默感人的种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头,更必为后来教育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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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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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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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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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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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六年清华公费开始,到现在回到“清华”,我和清华的“相识”刚好是五十年。一九三六年从杭州浙江大学毕业后,很幸运地考取清华公费,本来准备去美一年,转英二年后即回国,但因日本的侵略,继之以内战,致不克回国,乃在美住下,没有想到一住四十多年,比李伯(RipWinkle)先生的大梦还长上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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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三年,每月接受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津贴,使在美的前半期能致力于学业的求进和研究。其间也曾做些国民外交,间接地可算替清华做了些服务工作,同时也有机会和清华校友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留学问题,其中有一封信,胡先生后来带回大陆,留在那边,四年前曾被发表,传到台湾。那封信中,指出留学生学习做人比学习学问——无论科技、人文或艺术——还来得重要,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大家参考(见拙著《我看中国女人》)。清华公费指定的科目是光学玻璃,初期约有十年的工夫研习基本科学和玻璃,能在世界玻璃文选中留下些创新的鸿爪,总算没有辜负了清华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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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乱民苦,兼之和亲友隔离,那时期可说无时不怀念着祖国。一九五八年听到梅贻琦先生在台“复校”,并以发展核子(即俗称原子)科学为起点,因为当时我在主持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子研究室,对近代核子科技相当熟悉,因此写了封信去探询,没有想到梅先生立刻回信,要我来台帮忙,即使短期也欢迎。当时鉴于台湾的经济困难,心中不忍花费“政府”和“清华”的经费,于是请求到美国政府以文化援助各国的傅尔勃那脱的教授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因傅氏奖学金的薪给不及在美所入,又蒙西屋公司补贴不足,条件是离美不能超过一年,并且回美后必须回到公司,就在一九五九年来了“清华”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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