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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卷入战火后，南开大学不得不迁于安全区。最初与北京及清华两大学于一九三七年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以后又迁到昆明改组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织常务委员会，督导校政。张氏因须处理国民参政会事务，大部时间均在战时首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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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在任南开校长期间，政府虽多次畀予高级行政职务，唯在战时方始应召，于一九三八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该会由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组成，为一准民主机构，目的在表达民意及公共舆论。张氏忠诚而小心地执行此项职务。张氏始终拥护蒋介石，盖彼认为蒋氏乃举国抗日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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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张氏准备将南开迁回天津被日人毁坏的原址。国民政府为了实现蒋介石一九三七年所做“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诺言，下令自一九四六年起将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并任命张伯苓为校长。这次改制解除了这位老教育家为南开募款的困难。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张氏长期献身于教育称颂备至，他说美国虽惯于响应张氏的募款呼吁，可是张氏仍是中国教育的重要拓荒者，盖教育事业在传统上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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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氏名誉博士学位，张氏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美接受这项荣誉（译者按：张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尚去欧美一次，未计在内）。颂词由哥大费堪佐（Frank M.Fackenthal）宣读，称誉张氏为“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及校长；全球公认造育人类之领导人物；五十年来以无比信心及毅力献身于教育，以使中国新生；全国自信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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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张氏半世纪以来献身于中国现代教育，其中美友人特撰文集成一书，名为《另一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大意为尽管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动乱不宁，可是尚有另一中国在日益进步中。书内有张伯苓传记、张氏的重要成就及中国现代史之有关方面，执笔人有胡适、司徒雷登、恒安石及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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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一生大部分未参加任何政党，唯在抗日战争发生后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五年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新宪法颁布后，张氏虽年逾七十，仍同意于一九四八年出任考试院院长。共产党军队于一九四九年攻占天津时，张氏滞于该城（译者按：滞于重庆，以后返回天津）。张氏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风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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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体格高大，早年喜爱激烈运动，与学生一同运动。张氏演说生动，具有说服力，善于将感情融会于简单的道德伦理。张氏对学校不惜花费巨资，唯自奉极为节俭。他极端重视基督教青年会，认为该会系实施基督教之最佳途径，因此他不遗余力，提高青年会的声望，作为基督徒团体与非基督徒团体之间合作的桥梁，以促进中国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张氏了解原封输入基督教各种宗派的危险，鼓励反映中国人思想及习俗的基督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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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遗有数名子嗣，其长子张锡禄曾在芝加哥大学研读数学，后回国任教。其弟彭春（字仲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及戏剧，学成后返回天津，协助张氏主持校务并指导南开话剧团。彼对戏剧艺术饶有兴趣，南开每年公演世界名剧，远近为之轰动。彼对中国之传统戏剧兴趣亦高，梅兰芳于一九三〇年赴美公演，张彭春自动出任梅剧团总管及发言人，向完全不懂中国戏剧传统及技巧之美国观众解释梅剧之意义。张彭春后进入外交界，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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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四期（一九六八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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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五则故事话“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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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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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是指着天津私立南开学校而言。它包括有小学部、女中部、男中部、大学部和研究所，这些部分都是由那位名驰世界的教育家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一手创办的。凡是在南开求过学的学生或任过职的先生，虽然都已经离开学校几十年，但是每逢遇到南开校友之时，彼此就会兴高采烈地乐道当年在学校的一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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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受教南开中学，距今算来，已隔五十多年，它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我所毕业的小学、大学以及国外的研究院，它们的校庆是何月何日，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唯有对南开中学十月十七日的校庆，则始终没有忘记。甚至在南开中学求学时期的一切，都记忆犹新。下面的几则故事，就是当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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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倭寇侵略，处心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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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有很多学术研究会，如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书画研究会、基督教义研究会、满蒙研究会等。这个满蒙研究会给我的印象是永不磨灭的。因为那年（一九二四年）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就是张作霖入关打败曹锟、吴佩孚的那次战争，京奉铁路（统一后改称北宁铁路）因战争而受阻，关内外的旅客不能通行。东北籍的南开学生在寒假期间要回家过年（春节），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有从天津日租界码头乘轮船直驶大连了。当时有南开同学六十多人，由范大哥（名士奎，字一侯，同学们都称他“开普登范”）领队。于船抵大连之后，就有大连海上警务署的日本刑事（特务人员）盘问我们一个特殊问题。他说：“你们南开学校有一个满蒙研究会，它的组织和内容是怎样的？”我们这一群中，大部分是初中的小孩子，说良心话，在学校仅看到过这个研究会的牌子，实际的情形一点不知道。虽然当时日警没有难为我们，但由此可知，倭寇对我国的侵略处心积虑，是无微不至的。当寒假终了返校之后，我才到这个使倭寇重视的满蒙研究会参观了一下。这乃是老校长请回由日本帝大毕业的傅恩龄先生（也是南开校友）所主持的一个研究会，会内充满了中、英、日文有关“满蒙”自然和人文各种资料的书籍和图表，以供师生研究。可见老校长眼光远大，早有先见之明，提醒国人重视东北及内蒙古与外蒙古，以防日、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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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葬”炸弹，犹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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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认为教室里、课本中的教育是“死”的，应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教育的目的，于是请陆善忱先生主持社会视察的活动，每周由他率领南中学生轮流到社会各阶层，如工厂、银行、公司，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去参观视察。我记得最有趣也最令人事后恐惧的一次是这样的：冯、李之战时，直隶（河北省）督军李景林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走之后，距离天津市最近的战场是杨柳青镇，陆善忱先生率领着南开阵地视察团（由学校师生临时组织的）前往杨柳青参观视察。我们中学生哪里懂得什么军事阵地形势的优劣，只看到村中一道一道横竖的大壕沟和一个一个散布着的大土坑。不过，我们拾到了两种“好玩”的东西，那就是几个地雷的空木匣子和几枚鸭蛋圆形的“铁球”，球体上有凸出的格纹，头上有绳。回到学校之后，老师中有“识货”的，说：“那是手榴弹呀！”这时一个个的脸色都骇得发绿了，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有人突然想起学校后边有一片深广的大臭水塘，决定将这几枚危险的“玩具”加以“水葬”。现在回想起来，尚有余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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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史”泛滥，终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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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时候，新思想在天津的青年学生中达到高潮。当时中学里头脑较新一点的老师们都给学生介绍一些课外阅读的新书，如《热风》《华盖集》《谈龙集》《谈虎集》《落叶》等，这些新书从普通书店及法租界的天祥、劝业各商场的书摊上都能买到。不过，新书种类最多、花样最全的地方，要算是法租界交通大饭店楼下的天津书局，那儿可称得上新书的总汇。当然，“黄色”的新书也就随着新潮流而发祥了。因为青年学生们求知心切，好奇心盛，于是各色的新书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所以一版一版地出，一批一批地来，使得天津书局的生意兴隆起来，而又在南开中学便门的对面设立了一处分店，除了出售新书之外，还卖些文具用品。南开中学当时学生的人数，男中、女中两部共有三千来名，并且学生们的家境大部分都是富有的，所以花起钱来也不假思索。于是天津书局分店从开业以来，每天都是顾客盈门，真是财源茂盛，利市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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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读初中，有一天，我看到梁润庠同学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甚至在走廊上也手不释卷地在阅读。小梁真用功啊！不过，几天来我发现他面黄眼青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因为过去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打网球、踢足球，所以友情笃厚，彼此关心。我乘其不备，从后面把他所看的那本书抢过来。好小子！你怎么看这种书呀？在这书的封面左边画着两个半抽象的裸体像，题着“性史”两个大字和“张竞生博士著”几个小字。书的厚薄约有一百页，我连目录都没有看一眼，马上就警告他说：“学校一定会查禁的，不信等着瞧吧！”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三天，训育课的布告栏内贴出来了，某同学被记了大过，所幸不是梁兄，可见张博士的“大作”已经在南开泛滥开了。上修身班（如今的周会）的时候，在大礼堂由训育课尹主任向全体同学训话。虽然事隔五十余年，可是尹老头的话犹在耳际。他以纯天津卫的口音说：“你们青年人是国家将来的柱石，为什么不爱护自己，不求上进，要看那种‘什么史’，自己糟蹋自己？别说你们小孩子看那种书不成，就是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子看了，也要‘怎么的’呢！这种书是由天津书局卖出来的，从今以后，不论是谁，不管买什么东西，只要一进天津书局的门就记大过……”因为南开的学生向来是遵守校规的，学校一道命令，就如同遵奉圣旨似的不敢违犯。这样一来，果然没有一个学生敢进天津书局，就连老师和堂役（校工）也不愿进去买东西，因此这处天津书局分店在半年后就关门大吉了。张竞生博士的《性史》虽然坊间有了续集，可是在南开学校里是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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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秀才武装，败兵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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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我国民间从前流传的俗语，可是有奇迹出现了，那就是南开中学的十几个学生劫下了一些大兵的步枪。事情是这样的：约在一九二四年的时候，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天津市，和李景林的直隶军（属奉军系统）在天津屏障的马厂地方对峙很久，天津市内一日数惊。南开中学的学生每天都有人到市内打探消息。在一天的早晨九点多钟，忽然有群同学从西南城角跑回学校，喊着说：“败下来了！”于是学校急忙关大门，锁便门。伉乃如、喻传鉴、尹劭颂、章辑五、王九龄、孟琴襄和华午晴诸位主任马上开紧急会议，组织护校团以防夜间败兵的侵袭。因为南开中学过去曾实施军事训练，所以学校的枪库中除储有教育枪之外，尚有一些真的枪械。于是就在校内住宿生中招募了十几名会打枪的同学，担任护校义勇队员。据我记忆中所知，好像有郭矩（内蒙古）、范士奎（奉天）、邰德润（黑龙江）、刘全恩（黑龙江）、许纶（河北）、张伟学（吉林）、彭占宇（热河）等。当时这些青年小伙子精神抖擞，勇气百倍，尤其是“老郭矩”高头大马，步枪一背，神气十足，羡煞那些白面文弱的小“P.Form”（南开学校的同学指“小白脸”的专用名词，北平叫作“泡”，东北叫作“豆包”）。同时，大家又捐募了一些金钱、食物和便衣。大约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就听到校外的街上有了枪声，而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孩子却跑上“中楼”看热闹，正好看到五六名败兵背着步枪，拿着砍刀，挎着匣枪，刚从千祥鞋庄抢劫出来，正在砸宝聚成水果店的门，并向店中放了两枪。事后宝聚成的小胖子说，当时把他的头发扫去一扎，几乎脑壳开瓢。所幸我们在楼上“观战”，未被发现。正在这个当儿，尹主任和王主任喝令我们急速下楼，以免危险。这时那些护校的勇士也都展开工作，活跃起来。他们竖起梯子在那墙壁较低之处，和街上的败兵搭上了“交情”，劝那些败兵缴枪，换上便衣带着盘费还乡。这也是败兵们求之不得的事，因为穿着军装无处可逃，并且很容易被俘。于是他们缴出步枪，扔下军装，穿上便衣，拿着几块大洋，扬长而去，可是他们的匣枪带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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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遭屠杀，“祝融”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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