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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秋季始业，第一次上星期三的周会，看见一位方面平头、阔背挺胸、戴墨晶眼镜、穿长衣皮鞋、身材魁伟的先生，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声音洪亮地对全校师生谆谆训话，这就是校长张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以后每星期三都有同样的聚会。南开是以周三的聚会，代替当时各中等学校所必有的修身课程。这样的修身课程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收效最宏。每次周会，除了校长对学生讲授为人做事、处世治学的道理之外，亦常请当代名流、专家学者到校演讲。四年期间的周会，听过上百次的演讲。现在记忆犹新的是胡适讲白话文学，胡适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讲“思维术”（杜氏名著How We Think），胡适给他老师做翻译，北洋军医学校校长全绍清讲“卫生之道”。这都是连续讲演过几次的，当时同学间流行模仿胡适和全绍清的口语，如“白话！”“白话！”“鼻子的卫生！”“眼睛的卫生！”随处可闻。（胡适讲白话文学，常在古诗中举例，每举一例必加断语曰“白话！”每次演讲中，“白话”特多。全绍清讲演时，每到一个段落，常说是“什么的卫生”，提醒听众注意。）印象之深，数十年不忘。一九四五年，我在北平和胡适之、全希伯两位先生晤面闲谈时，还常以当年的“口语”相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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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常在周会上以“咱们南开”或“南开精神”勉励学生苦干实干。有一次，他模仿在天津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上得百码第一名的郭毓彬和得二百码第一名的王文达最后冲刺的姿态，握拳，眦目，昂首前进，说：“嗯！到啦！这就是南开精神！”接着，他说：“不怕难，不怕苦，干！干！干！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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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深知事业与学问相济相需的道理。一九一七年，他的胞弟张彭春（仲述）先生由美学成回国，他将校务交张仲述代理，自己远赴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扩办南开大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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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赴美后，天津发生大水灾。一天的夜间，突然大水漫淹了学校，自张仲述以次全校教职员奋力抢救住校的学生脱险。我回到北平的家里，正想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讵意不到五天，接到学校通知，要学生即到天津河北法政专门学校报到上课。学校因南开洼（南开所在地）积水短期难消，商妥河北法专借址上课。我们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第二年春季始搬回本校。我提出这件事，是说明南开的教职员确实受张校长的感召，能发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苦干实干的南开精神。我想当时住宿学校现在台湾的校友们，当会记得那时学校淹水，夜间仓皇离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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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创办大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财力、人力都要煞费周章。“南开先生”本着宗教家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向拥有财富、籍隶北方的各省军政首长苦口婆心，劝善捐资，用他们的非分之财办利国利民之事，如李纯、陈光远、齐燮元、许兰洲、孟恩远等都曾大破吝囊，捐出巨资，赞助南开大学之创办。大学第一班即于一九一九年在南开校本部旁边的新筑校舍中开课，以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部主任，以喻传鉴为中学部主任。以后在八里台逐渐兴建了规模完备的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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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平时常以民族气节训诲学生。其灌输学生的南开精神素为野心勃勃、蓄意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所大忌。日人侵占华北，张氏即舍弃其毕生精力所寄的南开，率领其干部华午晴、伉乃如等南走重庆，办理已创立一年的南渝中学。远在日军发动侵略中国战事的十余年前，张氏即洞烛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记得张校长旅行东北归来，在周会上对学生讲话，分析日人在东北的情形后，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十余年后，吴铁城先生赴东北斡旋易帜南返，亦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成为名言。在七七事变十余年前，张氏即有如此透彻之看法，可谓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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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师资，这是他办学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中学时代，像华午晴对学生生活管理的周到和亲切，像时子周对学生课业督导的认真和切实，身受其教的校友大都不会忘怀。就师资而论，亦为当时一般学校所望尘莫及。以我亲受教诲的老师为例：教国文的有墨学大师张纯一，教文字学的有小学名家陈文波，教数学的有电机专家孙继丁，教英文课程的前后有李道南、英人穆尔小姐、美人罗德伟，教外国地理的有时子周，教西洋历史的有余日宣，他们都不是当时一般学校所能延揽的大学教授级的名师。大学时代，由凌冰以至徐谟、何廉、方显廷、梁启超等都是当代一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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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南开实开风气之先。德智之培育在课堂，体群之辅导在课外。仍以中学为例，学生课外活动，如社团之组织，普遍而积极。励志社、青年会、敬业乐群会均于课余之暇举办各种活动，辅导群育之推行。《校风报》尤为出色，每周出版一期，从无脱漏，其编辑发行均由学生办理，我和周恩来曾被推同时担任编辑工作一年。张仲述到校后，更于课外推动文艺活动，不遗余力。如蜚声华北一带的南开话剧运动，即于此时开始。周恩来以演《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获得河北女师学生邓颖超的青睐，结成“红色夫妇”。时子周以演《一元钱》中为富不仁的孙思富而驰名平津（时先生北伐后参加常务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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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之初，马歇尔率周恩来飞抵北平，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各界。我和周恩来在酒会上见面，他对我说：“你想不到我会穿上将军服吧！”我笑答：“在我的印象里，你仍然是《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不应该穿庄严的军服。”他也笑了，指着我向采访新闻的同业说：“他是我南开的同学，校中比赛国文，曾得过第一名。”因为他提到南开的旧事，我问他：“咱们校长近况好吗？”他以惋惜的口吻说道：“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我以郑重的态度回答：“校长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人，为了抗战，为了团结，他参加参政会，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他的学生都应该效法他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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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大教育家，他的绩业、他的名字在教育史上光辉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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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和南开学校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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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四期（一九七五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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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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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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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来报章常谈“大学的特色”，三月二十四日《民众日报》社论有三段称誉张伯苓先生的话，近乎传奇。四月五日乃张先生一百十一岁的诞辰，笔者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二年，这十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为人和工作，故我想写一短文，略讲南开大学的“特色”和对张先生的怀思。〔关于南开和张氏，可参阅《张伯苓与南开》（一九六八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及《国立南开大学》（一九八一年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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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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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一九二三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六十余人，学生总数亦只四百二十余人，所以它是一所很小的大学。开办时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五十万元（实收到十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万元；美国罗氏基金会先后捐十四万五千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得李组绅氏捐办矿科款十五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氏捐十万元，书二万册；李典臣氏赠藏中文典籍七百册。这差不多是南开大学首十余年全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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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由开办时在南开中学旁的一座小楼，至一九二四年迁入在八里台由捐、购、租的地七百余亩，在抗战前夕的大建筑思源堂（科学馆）、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男生二宿舍楼等。南开的经费，校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元，宿费两学期三十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十元较，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这样的学宿费，四百个学生所缴的学宿费，只够十来个教授的薪金，笔者没有该时教授总数的资据，估计或四十余人。学校的经费是如何筹措来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于中基会给予理科的补助（具上文）。抗战前，国内（北平、上海）有许多的私立大学，是藉学生的学费维持的（如北平的民国大学，容纳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人数颇多）。南开虽经费困难，但从来未有多收学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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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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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一九二九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学生三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每教授授课三至四门，每二年将课程轮调，使二、三年级同习某些课，三、四年级同习某些课。每一课程上课时间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学的读参考书及习题要求均甚严，例如每一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课的习题，学生务须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于该星期五课时（由助教）阅毕发还，余类推。物理课程的实验，皆须做详细的报告。这样的训练，学生当时从未以为苦，后来且多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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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国内已有大学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的前身“高师”，天津之北洋大学，南京之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学，上海之圣约翰大学等。南开以无何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张校长对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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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校长先聘南开中学早年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主任，旋即在美聘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文科）、李道南、史泽宣、孙垒（商科）、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等诸教授；就笔者记忆所及，随聘萧公权（政治）、黄钰生（心理）、何廉（经济统计）、汤用彤（哲学）、陈礼（物理）、徐允钟（化学）、萧蘧（经济）、李继侗（生物）、钱宝琮（数学）、唐文恺（商）、冯柳漪（哲学）、张忠绂（政治）、刘晋年（数学）、张克忠（化工）、段茂澜（德、法文）；稍后有熊大仕（生物）、张洪沅（化工）、方显庭（经济）、陈序经、李卓敏、陈振汉、吴大业（经济）、谢明山（化工）等多人。这些人中，有在校时即是极优异的教授的，更有许多后来在学术上成“大师”的，在社会上成大名的。兹举一例。在南开大学创始初年，邱宗岳师讲授化学课时，适美国罗氏基金会某君来参观，听邱师讲课，惊赞不已，该基金会旋捐十万元为建科学馆之用，又二万五千元为购置设备之用。一九二五年八里台新校址之科学馆（思源堂）落成，该基金会复赠一美籍物理教授来校，协助建立物理实验室。理科承邱、姜、饶、陈、应、徐、杨诸师的经营，建立甚高之课程水准，乃先后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十六万五千元。各科教学仪器设备及外国期刊，该时或仅次于清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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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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