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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师资，这是他办学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中学时代，像华午晴对学生生活管理的周到和亲切，像时子周对学生课业督导的认真和切实，身受其教的校友大都不会忘怀。就师资而论，亦为当时一般学校所望尘莫及。以我亲受教诲的老师为例：教国文的有墨学大师张纯一，教文字学的有小学名家陈文波，教数学的有电机专家孙继丁，教英文课程的前后有李道南、英人穆尔小姐、美人罗德伟，教外国地理的有时子周，教西洋历史的有余日宣，他们都不是当时一般学校所能延揽的大学教授级的名师。大学时代，由凌冰以至徐谟、何廉、方显廷、梁启超等都是当代一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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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南开实开风气之先。德智之培育在课堂，体群之辅导在课外。仍以中学为例，学生课外活动，如社团之组织，普遍而积极。励志社、青年会、敬业乐群会均于课余之暇举办各种活动，辅导群育之推行。《校风报》尤为出色，每周出版一期，从无脱漏，其编辑发行均由学生办理，我和周恩来曾被推同时担任编辑工作一年。张仲述到校后，更于课外推动文艺活动，不遗余力。如蜚声华北一带的南开话剧运动，即于此时开始。周恩来以演《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获得河北女师学生邓颖超的青睐，结成“红色夫妇”。时子周以演《一元钱》中为富不仁的孙思富而驰名平津（时先生北伐后参加常务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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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之初，马歇尔率周恩来飞抵北平，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各界。我和周恩来在酒会上见面，他对我说：“你想不到我会穿上将军服吧！”我笑答：“在我的印象里，你仍然是《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不应该穿庄严的军服。”他也笑了，指着我向采访新闻的同业说：“他是我南开的同学，校中比赛国文，曾得过第一名。”因为他提到南开的旧事，我问他：“咱们校长近况好吗？”他以惋惜的口吻说道：“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我以郑重的态度回答：“校长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人，为了抗战，为了团结，他参加参政会，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他的学生都应该效法他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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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大教育家，他的绩业、他的名字在教育史上光辉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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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先生”和南开学校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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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四期（一九七五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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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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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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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来报章常谈“大学的特色”，三月二十四日《民众日报》社论有三段称誉张伯苓先生的话，近乎传奇。四月五日乃张先生一百十一岁的诞辰，笔者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二年，这十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为人和工作，故我想写一短文，略讲南开大学的“特色”和对张先生的怀思。〔关于南开和张氏，可参阅《张伯苓与南开》（一九六八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及《国立南开大学》（一九八一年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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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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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一九二三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六十余人，学生总数亦只四百二十余人，所以它是一所很小的大学。开办时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五十万元（实收到十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万元；美国罗氏基金会先后捐十四万五千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得李组绅氏捐办矿科款十五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氏捐十万元，书二万册；李典臣氏赠藏中文典籍七百册。这差不多是南开大学首十余年全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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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由开办时在南开中学旁的一座小楼，至一九二四年迁入在八里台由捐、购、租的地七百余亩，在抗战前夕的大建筑思源堂（科学馆）、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男生二宿舍楼等。南开的经费，校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元，宿费两学期三十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十元较，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这样的学宿费，四百个学生所缴的学宿费，只够十来个教授的薪金，笔者没有该时教授总数的资据，估计或四十余人。学校的经费是如何筹措来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于中基会给予理科的补助（具上文）。抗战前，国内（北平、上海）有许多的私立大学，是藉学生的学费维持的（如北平的民国大学，容纳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人数颇多）。南开虽经费困难，但从来未有多收学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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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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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一九二九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学生三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每教授授课三至四门，每二年将课程轮调，使二、三年级同习某些课，三、四年级同习某些课。每一课程上课时间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学的读参考书及习题要求均甚严，例如每一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课的习题，学生务须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于该星期五课时（由助教）阅毕发还，余类推。物理课程的实验，皆须做详细的报告。这样的训练，学生当时从未以为苦，后来且多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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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国内已有大学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的前身“高师”，天津之北洋大学，南京之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学，上海之圣约翰大学等。南开以无何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张校长对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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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校长先聘南开中学早年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主任，旋即在美聘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文科）、李道南、史泽宣、孙垒（商科）、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等诸教授；就笔者记忆所及，随聘萧公权（政治）、黄钰生（心理）、何廉（经济统计）、汤用彤（哲学）、陈礼（物理）、徐允钟（化学）、萧蘧（经济）、李继侗（生物）、钱宝琮（数学）、唐文恺（商）、冯柳漪（哲学）、张忠绂（政治）、刘晋年（数学）、张克忠（化工）、段茂澜（德、法文）；稍后有熊大仕（生物）、张洪沅（化工）、方显庭（经济）、陈序经、李卓敏、陈振汉、吴大业（经济）、谢明山（化工）等多人。这些人中，有在校时即是极优异的教授的，更有许多后来在学术上成“大师”的，在社会上成大名的。兹举一例。在南开大学创始初年，邱宗岳师讲授化学课时，适美国罗氏基金会某君来参观，听邱师讲课，惊赞不已，该基金会旋捐十万元为建科学馆之用，又二万五千元为购置设备之用。一九二五年八里台新校址之科学馆（思源堂）落成，该基金会复赠一美籍物理教授来校，协助建立物理实验室。理科承邱、姜、饶、陈、应、徐、杨诸师的经营，建立甚高之课程水准，乃先后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十六万五千元。各科教学仪器设备及外国期刊，该时或仅次于清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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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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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规模，已如上述，但享有的声誉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卢沟桥事起，政府（教育部）即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北平其他大学迁陕之城固等处）。以学校的历史、规模、师资阵容、在社会上的声望言，南开实不能与北大、清华比拟，政府之重视南开，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无疑的，我以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它在早期的十数年中，毕业生之于学术、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的，就记忆所及，有张平群（外交）、张克忠（化工）、郦堃厚（化学）、郑通和（教育）、查良鉴（法律）、汪丰（外交）、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振（数学）、宋作楠（会计）、殷宏章（生物）、吴大猷（物理）、崔书琴、成蓬一（政治）、陈省身、吴大任（数学）、吴大业（经济）等。上节所述的教师阵容和这些学生，是南开声誉之所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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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断了南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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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起，七月二十九日，日机对南开大学做低空轰炸，除思源堂及教员住宅（平房）外，其他建筑物皆夷为平地，两大荷花池及水道后皆为敌伪以土填平，诚伟大的工程也。初，一九二七年，张校长感到日本觊觎我东北日亟，于赴东北四省视察后，回校组“东北研究会”，由教授组团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据。此事深招日人仇视，故日人占据天津后，即图将他们视为“抗日中心”之“南开”从地皮上完全地“灭迹”。张校长甚有远见，先于一九三六年在重庆沙坪坝建一南开中学分校，称“南渝中学”。及抗战军兴，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集迁长沙，旋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抗战时期我国学术重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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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复校，改为国立。是年春，我返校一游，除思源堂仍在外，只有敌伪后建一楼，黄土荒凉，昔日之水木楼馆，均荡然无存。近年来，大陆将南开大加扩充，然抗战前经营十八载的“南开大学”已不可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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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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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十四岁至二十四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习惯的成形，求学基础的训练的重要时期。现在回溯这段时期，情感的因素自所难免，但近年来目睹台湾的大学情形，有时不由己地做些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形的比较，现在试着以隔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距离，尽可能地撇开情感的因素，客观地看看南开和张伯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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