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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难开,越难咱越开”,是伯苓先生说及南开经费支绌的情形。先生出身于贫苦之家,自己没钱可以兴学建校,而中国富豪多照顾自己,很少有人肯掏腰包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伯苓先生到处化缘,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学校经费永在不足之中。教职员的薪给优先照发,先生总是先人后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艰苦。校长的月薪初为五十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张家开支只靠这一百元,捉襟见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办事,坐三等车,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每日房钱一元。自己携带一瓶臭虫药,以抵抗夜间臭虫的进攻,自带三个烧饼以节省饭费。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叶,天津人吃茶实乃必需品。虽然如此节俭,而人情礼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时不得不由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十年之内,这种挂借数额达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华北时局紧张,蒋介石派黄郛来华北“跳火坑”,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伯苓先生为委员,以壮声势。一年以后,日军更进一步压迫中国,宋哲元另搞局面。黄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隐居,结束华北政委会。按规定,伯苓先生名下积有车马费四千元,先生以为无功受禄,不肯接受。政委会办理结束人员徐鸿宾把四千元丢给我,请我转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这四千元交由伉先生收下,归还伯苓先生十年来在会计处挂借的欠债。经办这次送款交涉,方详知伯苓先生在学校挂借之秘密。南开学校一人的独角戏,一切开支伯苓先生有全权处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洁身自好的美德,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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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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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师生每说南开精神。什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生个人感受不尽相同。兹述个人在校所见所闻,以证伯苓先生做人应世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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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力求进步,永久向前,进取奋斗。先生每说“要进,要长,要顶”,实乃他生平为人做事的精神。南开精神实际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开学生们承受伯苓先生教诲,奉行自励。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作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先生高风亮节,光明正直,学生们自然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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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是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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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学生宿舍中早晨没有火,学生们贪睡、贪暖,贪恋被窝中的暖和,不肯起来。伯苓先生教导学生说,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被窝外边很冷,自然赶快穿衣,就起来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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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是海军出身,南开重视体育。他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先生历任中国运动会会长、华北运动会总裁判。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初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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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语教导学生。他教学生要整齐清洁,他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又说“你可以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许多南开学生终生奉行这些教训,永保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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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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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在南开所实行的精神训练是有形的,是可实行的。在南开学校,东楼进门左边(现在这东楼是周恩来纪念馆)悬挂着一面大镜子。镜边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校门经过这面大镜之前,影现镜中,真相毕露,各显原形。假如一个学生服装不整,头发蓬松,龟背蛇腰,各种丑相映入镜中,则自惭形秽,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身形发肤。这面大镜子可以改善学生的仪容行为。有时伯苓先生走过镜前,遇见过往学生服装不整者,立即亲加纠正,使学生背直、肩平、发整、纽结。许多学生亲经张校长纠正训诲,终身整饬。吴国桢说他的整洁是由张校长的那面大镜子教诲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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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对于南开的好印象是整齐清洁。校园中没有像其他学校校园满地破报纸,随处扔橘子皮、香烟头,到处吐痰。张先生禁止吸烟,凡是吸烟学生,立即开除。南开不准随地吐痰,校中走廊设有痰盂,走廊柱上写“吐痰入盂”。学生食堂设有两道门,以防苍蝇飞入。食堂的工人厨子开饭前必须穿上整洁的白大褂,列队受检查,每个工人必须伸出手来受检,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无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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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述这些杂项琐事,在于证明伯苓先生信仰“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切成功由小善积成大善,一切失败多由小恶积成大恶。伯苓先生办事办学的方法即是积小善为大善,可为办学兴学之人典范,万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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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既有远大眼光,高瞻远瞩,深知救国育民之道,对于日常屑务杂事亦能瞻小慎微,面面俱到。把一切杂事庶务办得妥帖切实,是先生过人之处。许多人只有空大的计划、远大的宏图,而无确实精细的实行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例如民初实业界名人李组绅先生,他是北洋大学毕业,有组织力,有创造力,有远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开发实业,利民富国。他创办六河沟煤矿,并向南开大学捐款三万元,创办南开大学矿科。唯是李先生仅有远大计划,而煤矿办得不成功,许多屑务细节未能认真,煤矿失败了,南开大学矿科办了两班就无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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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之人须有远大的眼光、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精细、有效率的方法。张先生既有远见,而且胆大心细;既有正确的目标,更有精细周到的方法推行其政策,使其政策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仅有好的愿望、空洞的远景,而无有效率推行的方法,结果是无结果。例如空喊现代化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自然没有现代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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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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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最高原则。“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金字塔倒影的逻辑的起点在于修身,也就是修身为一切做人应世之本。一个儒者必须是一个好人,积好人成为一个好家,积许多好家成为一个好国,积世界上很多好国家,天下就太平了。这种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起点的理论实行几千年,民初仍然奉行。然而科举已废,四书五经已不是新式学校中的课本,修身做人的训练成了问题,如何讲求修身之道失了常轨。民初,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为《修身》,内叙仁义、道德、礼智,一些空泛字句干燥无味,各校学生均不喜欢听这些空洞的说教。推物及人,学生们对于教修身课程的教员亦极厌恶,因此南开没有修身一课。南开精神训练由伯苓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效益的精神训练。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世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南开精神讲话尽在修身班讲话之中。可惜三十年代以后,学生人数过多,礼堂无法容纳全校学生于一堂,加以伯苓先生年高事繁,修身班未能按期举行,是一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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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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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伯苓先生出身于海军,亲经海军大败之辱,亲睹外国人欺凌中国的情形,深知亡国之危。当时清朝积弱多年,列强主张瓜分中国,有识之士力喊救国。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须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先生每说中国之患是贫、病、愚、散四种大病,人民有了教育,有了知识能力,则贫、病、愚三病可除,而国人一盘散沙,不合群,不会合作,仍是混乱之源。我们必须协力同心,共御外侮,中国方可图存救亡。“五四”时代,爱国运动南开学生总是走在前头。校长和学生永久合作,共同奋斗,反抗日本侵略。学生领导爱国运动,校长永在支持他们的活动。其他学校学生和校长站在对立的两方,学校方面极力阻止学生游行闹事。南开学校对于爱国运动,校长和学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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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成立东北研究会,任傅恩龄为干事,研究日本侵略东北情形,计划反抗日本侵略。“七七”抗战军兴,日本人特派大队的飞机把南开大学校舍全部炸毁,报复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仇以泄愤,这可为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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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久是西洋人奚落中国人的名词。中国读书人向以“勤有功,戏无益”为准则,学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死书为最好的学生,不可游戏,不可“贪玩”。伯苓先生深知这古老的办法不妥、不合理,他相信必须加强学生身体。人民有强壮身体,方可救国建国;人民是病夫,就不会有富强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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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注意体育,全国皆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班学生必须能跑百码,能跳高、跳远,方能毕业。一九二二年我们这一班就是遵照伯苓先生的规定,体育及格方能毕业,方能取得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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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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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关外到南开最大的发现是南开学校有一图书馆,有一大的阅览室,藏有几万本书,且有一位学过图书馆学科专人王文山管理这图书馆。这个惊奇的发现胜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八十年前,全国各中学多没有图书馆。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没有书可读,似不成为学校。我在奉天时所读的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北最高学府,竟无图书馆,岂不可怜。学生们只是在课堂上遵守“先生讲,学生听”,抱残守缺。先生讲台上摇头晃脑,抱着课本大声念,学生静听,课本以外毫无所知。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奉天师范学校请到苏式洵先生为教务长。苏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受过五四运动思潮熏染,到任后草辟一间教室为图书室,收集当时流行的杂志,如《新潮》《解放》《改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因是子静坐法》《催眠术讲义》《催眠术实习》《东方杂志》等五六十本新书,我们学生惊喜若狂。我把所有的书全看了,我学会催眠术,即是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自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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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奉天东关有一奉天省立图书馆,然而这个老衙门“门虽设而常关”,内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图书馆馆长,大概他是省政府中某要员的穷亲戚,无以为生,把他塞到一个无人理的冷衙门——省立图书馆混个生活。奉天省图书经费原已有限,这位馆长的薪给伙食把书费全吃光了。我去过图书馆两次,见不着人,也见不着书,怅然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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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图书,是全国中学中了不起的设备。一九二二年春假中,我把《资治通鉴》《元曲廿四卷》《十三经注疏》全部念完。见所未见,读所未读,受益匪浅。有此经验,我对于学校中的图书设备极端重视。我以为学校有图书设备为第一要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东北大学校长任内,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扩大图书馆。我计划五年之内要有三十万卷书,十年之内有一百万卷。一九三一年,聘请桂质柏图书馆学博士来沈阳主持其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所有计划成了纸上谈兵。一九八七年,我到沈阳市参观几所重点中学,仍均无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设备。我参观一所最好的重点中学,这校仅有几十本新书锁在一个柜中。我要求看看那几本新书,完全未开过,并未编号,从未有人看过。那位校长面红耳赤,向我说学校经费少,仅有这几本书。我问阅览室在何处,他诡称“现在图书馆放假,阅览室锁着,钥匙在管理员手中,管理员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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