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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难开，越难咱越开”，是伯苓先生说及南开经费支绌的情形。先生出身于贫苦之家，自己没钱可以兴学建校，而中国富豪多照顾自己，很少有人肯掏腰包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伯苓先生到处化缘，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学校经费永在不足之中。教职员的薪给优先照发，先生总是先人后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艰苦。校长的月薪初为五十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张家开支只靠这一百元，捉襟见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办事，坐三等车，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每日房钱一元。自己携带一瓶臭虫药，以抵抗夜间臭虫的进攻，自带三个烧饼以节省饭费。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叶，天津人吃茶实乃必需品。虽然如此节俭，而人情礼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时不得不由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十年之内，这种挂借数额达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华北时局紧张，蒋介石派黄郛来华北“跳火坑”，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伯苓先生为委员，以壮声势。一年以后，日军更进一步压迫中国，宋哲元另搞局面。黄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隐居，结束华北政委会。按规定，伯苓先生名下积有车马费四千元，先生以为无功受禄，不肯接受。政委会办理结束人员徐鸿宾把四千元丢给我，请我转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这四千元交由伉先生收下，归还伯苓先生十年来在会计处挂借的欠债。经办这次送款交涉，方详知伯苓先生在学校挂借之秘密。南开学校一人的独角戏，一切开支伯苓先生有全权处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洁身自好的美德，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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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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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师生每说南开精神。什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生个人感受不尽相同。兹述个人在校所见所闻，以证伯苓先生做人应世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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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力求进步，永久向前，进取奋斗。先生每说“要进，要长，要顶”，实乃他生平为人做事的精神。南开精神实际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开学生们承受伯苓先生教诲，奉行自励。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作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先生高风亮节，光明正直，学生们自然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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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是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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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学生宿舍中早晨没有火，学生们贪睡、贪暖，贪恋被窝中的暖和，不肯起来。伯苓先生教导学生说，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被窝外边很冷，自然赶快穿衣，就起来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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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是海军出身，南开重视体育。他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先生历任中国运动会会长、华北运动会总裁判。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初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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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语教导学生。他教学生要整齐清洁，他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又说“你可以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许多南开学生终生奉行这些教训，永保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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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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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在南开所实行的精神训练是有形的，是可实行的。在南开学校，东楼进门左边（现在这东楼是周恩来纪念馆）悬挂着一面大镜子。镜边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校门经过这面大镜之前，影现镜中，真相毕露，各显原形。假如一个学生服装不整，头发蓬松，龟背蛇腰，各种丑相映入镜中，则自惭形秽，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身形发肤。这面大镜子可以改善学生的仪容行为。有时伯苓先生走过镜前，遇见过往学生服装不整者，立即亲加纠正，使学生背直、肩平、发整、纽结。许多学生亲经张校长纠正训诲，终身整饬。吴国桢说他的整洁是由张校长的那面大镜子教诲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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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对于南开的好印象是整齐清洁。校园中没有像其他学校校园满地破报纸，随处扔橘子皮、香烟头，到处吐痰。张先生禁止吸烟，凡是吸烟学生，立即开除。南开不准随地吐痰，校中走廊设有痰盂，走廊柱上写“吐痰入盂”。学生食堂设有两道门，以防苍蝇飞入。食堂的工人厨子开饭前必须穿上整洁的白大褂，列队受检查，每个工人必须伸出手来受检，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无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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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述这些杂项琐事，在于证明伯苓先生信仰“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切成功由小善积成大善，一切失败多由小恶积成大恶。伯苓先生办事办学的方法即是积小善为大善，可为办学兴学之人典范，万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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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既有远大眼光，高瞻远瞩，深知救国育民之道，对于日常屑务杂事亦能瞻小慎微，面面俱到。把一切杂事庶务办得妥帖切实，是先生过人之处。许多人只有空大的计划、远大的宏图，而无确实精细的实行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例如民初实业界名人李组绅先生，他是北洋大学毕业，有组织力，有创造力，有远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开发实业，利民富国。他创办六河沟煤矿，并向南开大学捐款三万元，创办南开大学矿科。唯是李先生仅有远大计划，而煤矿办得不成功，许多屑务细节未能认真，煤矿失败了，南开大学矿科办了两班就无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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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之人须有远大的眼光、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精细、有效率的方法。张先生既有远见，而且胆大心细；既有正确的目标，更有精细周到的方法推行其政策，使其政策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仅有好的愿望、空洞的远景，而无有效率推行的方法，结果是无结果。例如空喊现代化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自然没有现代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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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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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最高原则。“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金字塔倒影的逻辑的起点在于修身，也就是修身为一切做人应世之本。一个儒者必须是一个好人，积好人成为一个好家，积许多好家成为一个好国，积世界上很多好国家，天下就太平了。这种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起点的理论实行几千年，民初仍然奉行。然而科举已废，四书五经已不是新式学校中的课本，修身做人的训练成了问题，如何讲求修身之道失了常轨。民初，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为《修身》，内叙仁义、道德、礼智，一些空泛字句干燥无味，各校学生均不喜欢听这些空洞的说教。推物及人，学生们对于教修身课程的教员亦极厌恶，因此南开没有修身一课。南开精神训练由伯苓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效益的精神训练。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世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南开精神讲话尽在修身班讲话之中。可惜三十年代以后，学生人数过多，礼堂无法容纳全校学生于一堂，加以伯苓先生年高事繁，修身班未能按期举行，是一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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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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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伯苓先生出身于海军，亲经海军大败之辱，亲睹外国人欺凌中国的情形，深知亡国之危。当时清朝积弱多年，列强主张瓜分中国，有识之士力喊救国。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须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先生每说中国之患是贫、病、愚、散四种大病，人民有了教育，有了知识能力，则贫、病、愚三病可除，而国人一盘散沙，不合群，不会合作，仍是混乱之源。我们必须协力同心，共御外侮，中国方可图存救亡。“五四”时代，爱国运动南开学生总是走在前头。校长和学生永久合作，共同奋斗，反抗日本侵略。学生领导爱国运动，校长永在支持他们的活动。其他学校学生和校长站在对立的两方，学校方面极力阻止学生游行闹事。南开学校对于爱国运动，校长和学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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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成立东北研究会，任傅恩龄为干事，研究日本侵略东北情形，计划反抗日本侵略。“七七”抗战军兴，日本人特派大队的飞机把南开大学校舍全部炸毁，报复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仇以泄愤，这可为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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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久是西洋人奚落中国人的名词。中国读书人向以“勤有功，戏无益”为准则，学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死书为最好的学生，不可游戏，不可“贪玩”。伯苓先生深知这古老的办法不妥、不合理，他相信必须加强学生身体。人民有强壮身体，方可救国建国；人民是病夫，就不会有富强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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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注意体育，全国皆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班学生必须能跑百码，能跳高、跳远，方能毕业。一九二二年我们这一班就是遵照伯苓先生的规定，体育及格方能毕业，方能取得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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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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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关外到南开最大的发现是南开学校有一图书馆，有一大的阅览室，藏有几万本书，且有一位学过图书馆学科专人王文山管理这图书馆。这个惊奇的发现胜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八十年前，全国各中学多没有图书馆。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没有书可读，似不成为学校。我在奉天时所读的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北最高学府，竟无图书馆，岂不可怜。学生们只是在课堂上遵守“先生讲，学生听”，抱残守缺。先生讲台上摇头晃脑，抱着课本大声念，学生静听，课本以外毫无所知。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奉天师范学校请到苏式洵先生为教务长。苏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受过五四运动思潮熏染，到任后草辟一间教室为图书室，收集当时流行的杂志，如《新潮》《解放》《改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因是子静坐法》《催眠术讲义》《催眠术实习》《东方杂志》等五六十本新书，我们学生惊喜若狂。我把所有的书全看了，我学会催眠术，即是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自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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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奉天东关有一奉天省立图书馆，然而这个老衙门“门虽设而常关”，内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图书馆馆长，大概他是省政府中某要员的穷亲戚，无以为生，把他塞到一个无人理的冷衙门——省立图书馆混个生活。奉天省图书经费原已有限，这位馆长的薪给伙食把书费全吃光了。我去过图书馆两次，见不着人，也见不着书，怅然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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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图书，是全国中学中了不起的设备。一九二二年春假中，我把《资治通鉴》《元曲廿四卷》《十三经注疏》全部念完。见所未见，读所未读，受益匪浅。有此经验，我对于学校中的图书设备极端重视。我以为学校有图书设备为第一要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东北大学校长任内，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扩大图书馆。我计划五年之内要有三十万卷书，十年之内有一百万卷。一九三一年，聘请桂质柏图书馆学博士来沈阳主持其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所有计划成了纸上谈兵。一九八七年，我到沈阳市参观几所重点中学，仍均无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设备。我参观一所最好的重点中学，这校仅有几十本新书锁在一个柜中。我要求看看那几本新书，完全未开过，并未编号，从未有人看过。那位校长面红耳赤，向我说学校经费少，仅有这几本书。我问阅览室在何处，他诡称“现在图书馆放假，阅览室锁着，钥匙在管理员手中，管理员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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