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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张伯苓校长要我在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我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感到这样一来，责任太重大了。我需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决定。我和我在京津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劝我接受这个聘请。我自己则认为这个聘请既是个挑战，又是使大学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通盘考虑过后，我去拜访张校长，接受了他的聘请，并提出三项建议，即：第一，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第二，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减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业方面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张伯苓校长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久，大学校董们也批准了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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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会给南开带来危害的竞争不仅给南开的任务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而且促使南开成立了经济学院。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通过与商学院和经济系合并，从研究机构变成了兼做研究工作与培养大学生工作的机构。为了突出重点与合理化的要求，重新制定了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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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学年中，南开经济学院正式开始工作。由于是一种一半教学、一半研究的体制，员工薪金也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在新的教学人员的招聘上，我们很少遇到困难。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学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办时仅有一名主任和两名研究助手，发展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经济学院的工作人员扩充到三十二名，包括十位教授、九名讲师、五名教员和八名研究助理员。聘请来校的，多是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其中来自耶鲁大学的有方显廷、张纯明，哈佛大学的有丁佶，伊利诺斯大学的有李适生（庆麟）和陈序经，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有李卓敏和林同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林维英以及纽约大学的袁贤能。后来研究所的毕业生也有益于教学与研究两部分人员的扩大。这些人，包括那些出国的研究生，有上哈佛大学的吴大业、陈振汉、吴保安和胡光泰，上康奈尔大学的叶谦吉，上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叔进，上剑桥大学的宋侠，以及上伦敦大学的李锐、冯华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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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阶段，经济学院扩大了大学本科。注册的新生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学年的六十九人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学年增到一百三十九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达到了一百七十二名的顶峰。经济学院的研究内容最初只面向城市，到一九三一年秋季，扩大了研究范围，研究方向也转移了。三项针对农村方面的研究课题是经济学院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这些课题涉及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财政。在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令人满意的成果。由于研究机构不断扩大，由于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资料的调研和教科书的编纂等工作。回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天津的南开校园，研究气氛是很浓的。经济学院中教职员工们的刊物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师生们的工作兴趣都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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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学院的经费经常朝不保夕，总是靠不住的。由于教学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加大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新的研究项目比起老的研究项目的开支要大得多。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年度预算大约是现洋十万元，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则超过现洋三十万元。大学每年为经济学院拨款现洋十万元左右，所以还得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填补所需总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不足部分。经济学院的董事会以颜惠庆博士为董事长，包括中国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头面人物。在一九三〇年秋季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提升十名教授和为二十名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计划。计划向工业和金融组织建议，对教授的职位和领奖学金的具体个人不要采取在中国难以行得通的基金的方式，而采取每年赠款的方式。颜博士建议董事会成员应当向各个组织与个人提出建议，然后由张伯苓校长和我来做下一步的工作。回想起来，在一九三〇年冬季，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支持提议的教授职位与奖学金。然而，做出决定仅仅是经费运动的开始，募捐来实现这些决定则要经历一个旷时日久、徒劳无功，有时还要忍受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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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还处于前工业化的社会，做任何事都主要依靠私人关系，而且往往受地区的限制。在筹集经费的活动中，我们与京津地区的组织与个人打交道的麻烦比与上海、南京一带的要少一些。在京津地区，那些与张伯苓和我本人有过私人交谊的组织和个人，比那些只是间接地知道我们和我们工作的人，在态度上总要更积极一些。对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中，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这些银行的经理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坐落在塘沽的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工厂都是一个著名的湖南人范旭东开办的，他也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在华北开办纺织、水泥以及煤炭业的天津退休文武官员，对张伯苓和他的工作都非常熟悉。我们研究所的董事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地区的杰出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张嘉璈和穆藕初，但他们要在上海地区帮助我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南方的“三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我们每次与它们打交道都大失所望。颜惠庆博士的一位朋友刘鸿生保证从他控制和经营的在南京、上海的两家水泥和纺织厂中，为研究所提供一名教授的开支。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他的保证却从来没有兑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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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战争时期，我有缘在重庆与张嘉璈和陈光甫结成密友。我问他们为什么南开在上海的金融和工业组织中征募基金会这样困难，他们回答说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性，因为一家上海的工业企业或银行去支持天津的一家教育机构是不可想象的。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原则居然殃及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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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捐款的保证是以对其个人或专业业务有所酬报为默契的，这就为研究人员特别是我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由于捐款总是一年一个样，基本来源无法确保，有时真让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无所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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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我在上海千方百计地寻求对研究所的财政援助时，我接到方显廷的电报，催我返回天津会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S.M.冈恩，他是从香港来天津看望我们的。冈恩先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一直在欧洲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工作。一九二七年，他成为基金会的副主席，一九三〇年成为社会科学部的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他本来打算在夏天返回美国，可是基金会社会科学部的主任E.E.戴博士请他取道远东返回美国，顺便在天津逗留一下，看一看我们南开的经济教学与研究工作。尽管当时长江地区正在发大水，我还是设法立即返回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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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恩先生一到天津，我就和他见了面。他告诉我戴博士从他的朋友欧文·费希尔那里知道了我和南开的工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借此机会让他了解到我们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我们的期望和困难。他在天津逗留了数日，反复研究了我们的工作、困难和需要。冈恩先生是一个经验丰富、富于想象，极其热情而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都深表同情。他动身之前对我说：“何——我可以称呼您为‘何’吗？你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个定期增加财政支援的问题，我们会给你想办法的，你尽管推行你的计划好了。”我很受鼓舞。通过他的推荐，南开经济研究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为期五年，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拨款，为我们的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学习增加了奖学金的数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拨款，在我们年度预算最高峰时，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款项，确实为我们研究所开展工作带来了非常必要的稳定性。战争时期，这项拨款只不过数额少了一点，却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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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我被选为该会主席，这使得研究所（包括培养研究生在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研究所农村调查的内容增多了，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与参加实地工作结合起来了。根据协进会的任务，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办的研究生班有十一名学生，都是从全国主要大学毕业生中通过竞争考试挑选出来的。这样挑选出来的学生每人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第一班的学生还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完成学业。第二班的学生有六名，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同样方式挑选出来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在日军摧毁了南开大学之后，不得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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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开大学的第一个十年到一九三六年夏为止。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做出一项决定：南开准假，让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任命一九二九年进入南开的方显廷代替我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战争期间，他都在南开担任这个职务。在中国学术界最困难的时期，他承担起了应当由我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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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资料汇编》第一〇〇辑，选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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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节选其中与张伯苓相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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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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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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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交接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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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毕生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二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天津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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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同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没有张伯苓，当然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长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学人获得了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是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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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郊沙坪坝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副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大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庄伟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令人敬畏而远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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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画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一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年）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年）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〇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或师资方面，均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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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我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是一段有好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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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南开大学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太太是美国生长的，除学校招宴外，她安排我家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子，作为主人，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摸一下会客厅内的那个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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