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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战争时期，我有缘在重庆与张嘉璈和陈光甫结成密友。我问他们为什么南开在上海的金融和工业组织中征募基金会这样困难，他们回答说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性，因为一家上海的工业企业或银行去支持天津的一家教育机构是不可想象的。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原则居然殃及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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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捐款的保证是以对其个人或专业业务有所酬报为默契的，这就为研究人员特别是我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由于捐款总是一年一个样，基本来源无法确保，有时真让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无所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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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我在上海千方百计地寻求对研究所的财政援助时，我接到方显廷的电报，催我返回天津会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S.M.冈恩，他是从香港来天津看望我们的。冈恩先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一直在欧洲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工作。一九二七年，他成为基金会的副主席，一九三〇年成为社会科学部的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他本来打算在夏天返回美国，可是基金会社会科学部的主任E.E.戴博士请他取道远东返回美国，顺便在天津逗留一下，看一看我们南开的经济教学与研究工作。尽管当时长江地区正在发大水，我还是设法立即返回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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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恩先生一到天津，我就和他见了面。他告诉我戴博士从他的朋友欧文·费希尔那里知道了我和南开的工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借此机会让他了解到我们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我们的期望和困难。他在天津逗留了数日，反复研究了我们的工作、困难和需要。冈恩先生是一个经验丰富、富于想象，极其热情而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都深表同情。他动身之前对我说：“何——我可以称呼您为‘何’吗？你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个定期增加财政支援的问题，我们会给你想办法的，你尽管推行你的计划好了。”我很受鼓舞。通过他的推荐，南开经济研究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为期五年，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拨款，为我们的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学习增加了奖学金的数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拨款，在我们年度预算最高峰时，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款项，确实为我们研究所开展工作带来了非常必要的稳定性。战争时期，这项拨款只不过数额少了一点，却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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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我被选为该会主席，这使得研究所（包括培养研究生在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研究所农村调查的内容增多了，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与参加实地工作结合起来了。根据协进会的任务，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办的研究生班有十一名学生，都是从全国主要大学毕业生中通过竞争考试挑选出来的。这样挑选出来的学生每人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第一班的学生还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完成学业。第二班的学生有六名，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同样方式挑选出来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在日军摧毁了南开大学之后，不得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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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开大学的第一个十年到一九三六年夏为止。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做出一项决定：南开准假，让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任命一九二九年进入南开的方显廷代替我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战争期间，他都在南开担任这个职务。在中国学术界最困难的时期，他承担起了应当由我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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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资料汇编》第一〇〇辑，选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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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节选其中与张伯苓相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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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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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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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交接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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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毕生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二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天津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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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同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没有张伯苓，当然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长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学人获得了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是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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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郊沙坪坝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副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大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庄伟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令人敬畏而远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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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画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一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年）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年）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〇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或师资方面，均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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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我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是一段有好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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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南开大学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太太是美国生长的，除学校招宴外，她安排我家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子，作为主人，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摸一下会客厅内的那个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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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以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都无法把那束筷子折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家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做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力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那时候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第二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尔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他家中在南开校址内有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密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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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天津南开，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uilder of men。那时我们远在美国南部佛州，不能去参加盛会。就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 Is Another China（二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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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能同样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清华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南开为最弱的一环），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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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〇八年）。翌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赵元任、胡适早一年。在美国麻省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年）、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年），以至校长（一九三一年）。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草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后，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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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清华学校内可以说没有，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过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梁珩。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一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也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接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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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我即将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像上面所讲的，日机的轰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与小孩离去后，我搬入青云街清华教职员宿舍暂住。在一间有三人床的房间，正好有一张床及书桌空着，作为我的安身之处，虽然名义上我不是清华教授。那里人才济济，有吴宓、闻一多、金岳霖、陈福田、陈省身等十余位。此时，北大的叶公超辞职去新加坡任外交部办事处专员，遗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职，学校嘱我代理，但当时我已决定去重庆中央大学，与家人重聚。我向联大当局请求辞职的信发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长光临青云街宿舍，专诚来找我。他的话不多，但情意恳挚。他要我留在联大，并解释为什么学校只给我一个代理主任的名义，因为那是在学期中间，下学年主任一职就可真除。他误会了我辞职的动机，我把家庭关系的理由向他陈述，他点头称是，不再挽留，我感动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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