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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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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是福建龙岩人，厦门集美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因兄长移民新加坡，曾到新加坡探亲，后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抗战开始，她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回国，组团到新加坡和南洋各地宣传抗战，1938年3月以《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中国，有“华侨记者”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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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星洲日报》总编辑为关楚璞，兼任主笔，经常撰文支持抗战，立场鲜明，或许因此决定特聘黄薇为特派记者，回国采访当时读者最关心的抗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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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一个月后，1938年4月，黄薇便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参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前往徐州抗战前线采访，是武汉战地记者团中唯一的女性。（新中国成立后黄薇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负责和马共总书记陈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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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徐州战场上同时有两位战地女记者，分别随苏联战地记者团及武汉战地记者团行动，但考虑到张郁廉1938年3月中旬已经到了徐州，黄薇则是3月才从新加坡回国，4月方到徐州，时间相差一个月，因此，称张郁廉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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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两人还有一段因缘，就是当年记者们在徐州突围时，各有惊险经历，张郁廉就走了21天才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武汉。徐州会战结束一个月后，重庆生活书店曾收集有关报道，出版《徐州突围》一书，由黄薇写序，书里就收录有张郁廉写的《徐州最后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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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战地女记者首次出现战场上，是1938年的徐州会战，但在更早的一年前，已有一位女性，活跃在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的战场，在上海周围战区活动，写了许多战场通讯和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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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传奇性的女作家胡兰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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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畦的经历，十分传奇，她曾以时尚俏女郎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留学德国，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是民国时期被授少将军衔的少数女性之一，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备受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赏识，早年并曾和陈毅有过一段美丽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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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年在淞沪战地上活动的胡兰畦，并非记者身份，而是率战地服务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其战场通讯也多与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合写。因此从严格定义而言，并不能算是首位战地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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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首位战地女记者”之名，只是一个记录问题，重要的是这些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不顾自身安危，亲赴战场，各自挥笔对抗战做出贡献，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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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国会图书馆资料室，有一本绪方昇著作《支那采访》，1941东京日日新闻社出版，书中第一部分就有一篇文章，题为《9位投身抗战的女记者》，第一位就是塔斯社张郁廉，其他依次为路透社赵敏淑、《星洲日报》黄薇、《中央日报》封禾子、《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报》浦熙修、《时事新报》冯若斯和熊岳南、《新蜀报》张志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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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者绪方昇，是昭和时代诗人，支那学者绪方南溟之子，毕业自早稻田大学，加入东京日日新闻社到中国采访；战后还创办文学界的“日本未来派”，获得《读卖新闻》的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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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的绪方昇这本介绍中国抗战的书，第一章就专门介绍这九位中国女记者，或许不够齐全，但至少说明当时在日本方面的情报记录里，张郁廉是名列第一的抗战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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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采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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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自述稿另一件有意思的记述，是她陪同苏联塔斯社记者，访问抗战时的延安所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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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安排到招待所去住宿，是一座面积不小的窑洞，抗日大学就在招待所山脚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新搭成的……每晨天初亮时，就听到抗大学生在操场上洪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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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机会采访毛泽东，但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曾和他握过手，并坐在众多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梳着两条短辫子，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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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稿并没有记录她是哪一年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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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受卡尔曼访问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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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有一篇文章《前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红色延安行》（作者王国宇，刊于《档案天地》2013年第12期），记录这位专门到延安拍摄电影的苏联《消息报》摄影记者的活动，文中一段文字称：“1939年5月18日，他提出要访问八路军医院。这所医院地处延安城东北40里处的拐峁，陪同他参观的有萧三、专职女翻译张郁廉、鲁艺政治部主任徐一新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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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录，说明张郁廉是陪同卡尔曼一起访问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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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文章《罗曼·卡尔曼：在延安的日子里》（作者石磊，载《中国档案报》总第2511期，2013年9月19日），更清楚记录卡尔曼是在1939年5月14日到延安，6月3日离开。毛泽东当年许多珍贵照片及影片，如和农民讲话、与江青抱女儿一家三口、在窑洞工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等镜头，都是他此行所拍摄的。他写的《毛泽东会见记》一文，同年7月8日在苏联《消息报》发表，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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