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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省份，在今内蒙古中部，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当年一般人要去这里，无论旅行或采访，都很不容易。但如此独特的行程，自述文稿内却未见有详细记录，究竟她何时前往绥远采访，成了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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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张郁廉在1937年年底才到武汉塔斯通讯社开始新闻工作，而绥远、包头等地在当年10月即被日军占领，已不可能前往采访，因此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她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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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出发合影于绥远火车站前，后排右二为张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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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细阅文稿，果然发现文内提到她参加燕大课外社团的活动及由学生会主办的旅游活动时，有一句“我也曾……到内蒙古西公旗等地，夜宿蒙古包，还到古迹名胜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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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证明了她果然是在此时前往内蒙古西公旗等地，但文中并未写明时间，也未能解释当时她经济条件并不好，如何能到如此偏远地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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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查阅资料，发现在1936年春，绥远省政府曾邀北平数所大学组成绥蒙考察团，为期两周。学生们分成三组，分别到包头、百灵庙、西公旗、四子王旗等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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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显然参加了此行，和同学前往西公旗、南海子乡、石王府、五当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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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程，背景并不简单，就在考察团出发前一个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各大学的学生上街发动反日游行。考察团内的成员，有许多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朱祥麟、周应霖等，张郁廉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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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祥麟就是后来《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曾采访冲绳岛、硫磺岛等太平洋战役，并且参加“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张郁廉文稿里就有提到和他因“一二·九运动”认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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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朱祥麟和周应霖的文章，都说他们当年到绥蒙“考察”，是为了宣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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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的绥远政局显然也有此需要，当时代表中央政府的省主席傅作义，和属亲日派的“蒙疆自治政府”关系很紧张，让被“一二·九运动”激发爱国热情的北平大学生去宣传抗日，自然有利于当局压制亲日派。或因如此，绥远省政府才会邀请他们前往“考察文化并联络蒙胞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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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半年后的秋天，绥远就爆发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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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文稿称，当时燕大有一位学长赵锡霖，曾专门买一台相机，“尽量也参加我去旅游的地方……为我拍照、送照片，多方接近我”，所以这批照片应该都是他所拍摄。赵锡霖后来留学德国，成为中国著名冶金专家。孙宇立说90年代还曾陪同母亲到北京和他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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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张写明“西公旗扎萨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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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萨克就是旗主，西公旗全名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西公旗”（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照片中这位旗主即人称“石王”的蒙古王公，名为石拉布多尔济，他支持国民政府，和另一位亲日派王公“德王”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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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立者为西公旗主札萨克“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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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石王”病亡，这张半年前春天拍的照片，可能是他最后一张历史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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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王”的妻子（福晋），就是著名的蒙古抗日女王奇俊峰（蒙古名色福勒玛）。日军占领包头后，她率部在绥西坚持抗日战斗，1940年到重庆见蒋介石，获授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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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就有张郁廉和同学在石王府及与蒙古贵妇的合照，不知其中是否有当时还未成名的奇俊峰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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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几张写明“前往包头新村路上”及“南海子乡在黄河边上”的照片，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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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中国曾有过一次乡村建设运动，著名学者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都积极推行新村建设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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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将军段绳武就于1935年前后将大批河北灾民安置于绥远的“新村”，其中半数安置于包头东南郊南海子乡，以垦发边荒、救济贫民、建设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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