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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汉屯的家，瓦娃和我在这里度过孤独、寂寞但温馨的三年时光，门窗木框依旧（摄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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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娃和我住在二楼左手第三、四、五窗內的房间（摄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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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书兄弟经营的东顺祥五金行（位于临大街一楼，摄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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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祥內院是我与好友童年的乐园（摄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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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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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七 天津南开北平慕贞，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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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民国20年）6月，我从哈尔滨女一中初中部毕业，匆匆忙忙和同学林楚华、衣家瑛赶赴天津。三个人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既紧张又兴奋。由哈尔滨出发，乘坐南满铁路的慢车，摇摇晃晃走了两夜三天。到达天津，那里没有熟人，只好自行雇车到南开女中，住进学校的宿舍，那是为补习生准备的，还包伙食，一切都妥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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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为全国名校，包括男、女中学及大学，学校的师资、设备、环境、管理及教学方式，都具独到的风格。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投考大学，每年98%以上的学生都能考取理想大学，录取比例在全国占第一位。这也是我千里迢迢来投考南开女中高中部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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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女中、南开男中及南开大学的创办人。1898年，天津的严范孙先生聘请张伯苓为家庭教师，至1908年，把私塾改称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而南开女中到1923年才成立，1928年还增设了小学部。张伯苓先生也是这三所学校的校长，他坚守“教育救国”的宗旨，献身学校教育五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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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南开女中的暑期补习班补习两个月（七、八月），再经过考试，于9月1日被录取为天津南开女中高中一年级的正式学生。万万没有想到，正式上课还不到三个星期，“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关东军以“南满铁路线柳条湖附近发生炸弹爆炸”为借口，向我国的军营——北大营发动猛烈进攻，同时炮轰沈阳城，第二天（19日）清晨即挥军占领沈阳。我们的政府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抵抗”“不交涉”的错误政策，姑息纵容日本，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各重要城市。哈尔滨于1932年（民国21年）2月5日失陷。不久，日方将清废帝溥仪自天津挟持到东北。1932年（民国21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溥仪为“元首”，郑孝胥为“内阁总理”。从此东北1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被日人所控制，东北数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东北与中国关内交通、通讯也完全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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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远离家乡的哈尔滨女孩子听到这些消息，惊慌失措，痛哭失声，一方面担心家人的安危，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前途益发茫然，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平、津等地民众和学生，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大表不满，发起一波波游行示威。工人和学生停工停课，活跃分子上街演讲，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一群群青年人卧轨，阻挠南下的铁路，以示抗议。我们所在的南开女中虽然继续上课，但除严禁住校学生外出以外，对有家在天津的走读生，不再勉强她们来校。（和我同班的余梦燕同学，就是这样的本地学生，她从那时起和我成为朋友，直到1990年的今天，相交近60年。）这种情形维持不久，一天清晨，忽然传来一阵枪声，子弹穿窗而入。舍监急忙把宿舍的同学领到地下室，命令大家卧倒。以后数日，外边的枪声加剧，全体师生躲在黑暗的地下室，与外界完全隔绝，食物供应渐渐成了严重问题。学校当局权衡全局，经谨慎考虑，万不得已，决定南开三校全部停课，护送学生离开天津，疏散到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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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当时天津的动乱，是日寇实施的阴谋，他们在占领东北地区的同一年（1931年）11月，由日本特务大头目土肥原唆使浪人，勾结汉奸，组织便衣队，两度在天津策动纠纷和暴动，制造口实，以便日后进一步进犯我国的华北、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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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命运的影响至巨。以后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四年的太平洋战争，均以它为开端。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没有“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及以后的巨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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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林楚华和衣家瑛三个来自哈尔滨的住校生，于学校停课后，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只好加入疏散队伍，被学校护送到火车站，离开天津，到了北平。我们对北平完全陌生，除了桂籍大哥，城里并无亲戚朋友。桂籍先我们一年到北平就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住在学生宿舍，他自身难保，怎么能照顾我们？好在衣家瑛灵机一动，想起她父亲有个姓赵的老朋友，住北平西单牌楼附近。三人只好投奔衣家瑛的赵二大爷家，请他暂时收留我们。赵二大爷祖上是官宦人家，世居北平，宅地宽敞古朴，有数进四合院房屋。他是否属旗人，不得而知，但他家中的生活方式、礼法、规矩多沿袭清代满人习俗。赵二大爷六十开外，家中“赵二大娘”竟有三位，好像没有子女。他们全家欢迎我们暂住，对我们十分客气，把我们三人的住处安排在四合院内相邻的房间。北平有钱且又闲的阶级，一般有晚睡迟起的习惯，赵府也不例外，全家近午才起床。午饭后，赵二大爷在书房中以琴棋书画自娱，或者和来访的老友品茗、下棋、打牌。到了傍晚，赵二大爷在几位“大娘”轮流伺候下，悠闲地吸上几口鸦片烟，养足精神。晚饭后到戏院听京戏，吃夜宵，我们也被邀，跟着去听过一两次戏。至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动荡的时局，对他们好像毫无影响，从未听他们提起过。难忘的是，在赵府从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挨饿的情景。赵府不开早饭，一上午全院鸦雀无声，上下都在酣睡。我们三人躲在屋子里，既不敢大声讲话，也不敢外出购买食物（那年代根本没有女人在食摊或小店吃东西），怕惊醒所有人。唯一的办法是猛喝水，填满咕噜作响的空腹。我们在赵府大概住了两个多月，到1932年1月，北平各中学的寒假结束，即将开学时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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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经过多方打听和考虑，各自选定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学校：我决定转学到北平私立慕贞女中，插班读高一下学期。衣家瑛选读北平志成中学，林楚华转读哪个学校我已记不清，她是广东人，可能回故乡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失去了联络。想当初，三个志同道合的好友，鼓足勇气离开家人，远赴天津，战争竟无情地将我们分开，从而铸就不同的人生命运。衣家瑛皮肤微黑，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同学戏称她为“黑美人”，她个性内向，沉默寡言，读书成绩比我们两个都好。她从志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我考取的私立燕京大学邻近，都在北平西直门外海淀区，因此，我们经常有往来。她入学不久，清华就有不少男同学对她表示好感。高她两级的靳姓男同学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千方百计地纠缠，教她心慌意乱，无法专心读书，因而患上了精神衰弱症，只好休学，躲到赵二大爷家。她康复后回校上课，和靳同学的感情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式谈起恋爱来。一年后，即1937年（民国26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件”，日本进犯平津，北平各学校停课，学生结队随政府向后方流亡。这时衣家瑛和靳订了婚，两人一同离开北平，到了重庆。我在重庆遇到衣家瑛，她告诉我，她在和重庆隔着嘉陵江的北碚一所中学教书，她的未婚夫则去了美国深造，她也计划到美国去。以后又听说，衣家瑛被未婚夫抛弃。靳某在美和新欢结婚，她受此打击，精神失常。抗战胜利后，她哥哥衣家弟专程由哈尔滨到重庆去，把疯得不成样子的衣家瑛接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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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私立慕贞女中是教会学校，和邻校汇文男中同属美以美教会，是“姐弟校”。两所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慕贞女中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管教严格著称，由正当盛年、博学多才、获有科学学位的郑乃清先生任校长，负责教育及行政工作，并亲自执教高中的理、化课程。由美籍女传教士教授英文、体育及宗教课程，并负责训导工作，数学、国文等课程的老师则多半聘请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我选读慕贞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环境和宿舍设施很好，我可以住校。慕贞女中坐落在北平东单牌楼船板胡同底，靠近崇文门及城墙。高中生宿舍在二楼，离城墙最近，卧室窗外有宽而长的走廊，四周钉有纱窗，每到夏季我们就把室内的床移到走廊，夜里躺在那里，数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入睡，既凉快又富情趣。城外的火车驶过的隆隆声，在清晨和深夜里特别清晰，往往引发我对瓦娃和家人的思念，泪水流湿枕头。我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校的一切，赶上了高一下学期的课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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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规，住校生每周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外出，但须准时返校。星期日被教会规定为“安息日”，学生不能外出，连打球、运动及洗涤衣物都在禁止之列。因此，我把全部精力灌注在课业上，慕贞女中就学两年半，各课成绩均为全班之冠，连绘画作业也被作为班里的荣耀，悬挂在会客室的墙壁上。学校里一位先教体育后来改教英文的美籍教师“瑞教士”（Miss Radley），对我特别有好感，常常在周六外出日，邀我到青年会吃西餐，还不时把花或短笺放在我寝室的书桌上。每天早晨我去上课，她必站在我经过的通道口，向我说声：“Good Morning！”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校，同学们对我注意起来。我对她这种反常举动十分反感。为此，郑校长召见我，对我说，他也认为瑞教士的行为过火，但劝我忍耐点：“你毕业在即，就要离开学校，最好给她留些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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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贞女中上高中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并不情愿离开南开。出生20年来，我在这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感情上，所遭受的折磨都是最残酷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我和远在哈尔滨的家人失去联系，连经济供给也完全中断。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同年（1932年）盛夏六月，桂籍的母亲领着桂云和桂毓，由沦陷的哈尔滨迁居北平，租住东城东总布胡同10号。我放暑假时也搬去和她们同住，半年后才返回慕贞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