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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到张家口登长城，到内蒙古西公旗夜宿蒙古包，参观古迹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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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道及，我初入燕大读医预系时，曾请学长赵锡霖补习理、化。他原籍河北，家在哈尔滨，家境富裕，其父在哈开设大罗新百货公司，有两个姐姐同在燕大就读，姊弟三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1936年他已上四年级，即将毕业。我知道但凡是我参与的旅游，他也以为我拍照、送照片为理由，尽量加入，是为了接近我。我告诉他，我要交的男朋友，一定要会说俄文。他说：“我一定学俄文！”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幼稚可笑。从那时起，他牢记我的俄文名字“Зоя”（佐雅），事隔五十余年，他依然以“Зоя”称呼我，世界上恐怕只有他一个了。他从燕大毕业后，即赴德国留学，专攻钢铁制造，得博士学位。适逢七七事变，他滞留在德国十余年，娶了德籍太太，育有一子一女，夫妇两人目前在北京大学（即在前燕大校址办学）教书，住在朗润园教授宿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苦难和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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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认识了燕大名诗人程应鎏（镠），他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诗作经常以笔名“流金”在燕大校刊上登载。他家是江西程家望族，伯父辈的程天放是政府要员，担任过教育部长等职。程应鎏高瘦英俊，谦逊少言，诗人的潇洒气质溢于言表。在皓月当空、繁星满布的夜晚，他邀请我漫步于燕大幽美宁静的校园，耐心地指点天上闪烁的星星，叙述有关的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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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大两年（1934年到1936年），我和桂籍无任何往来。这期间他母亲病故，他和史姓女子办妥了离婚手续。他在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并于1935年冬，与党部工作人员周剑英、颜鹤鸣等六人，受上级派遣，带领艺人胡蝶、梅兰芳等，赴苏联参加电影展览会，为期三个月，他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1936年返国后他曾到燕大探望过我一次，送我一个用苏联乌拉尔山石做的胸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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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初到南京任职时，认识了留学法国、返国不久的经济硕士杜桐荪，他字亦琴，浙江温州人，同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长桂籍六岁，称桂籍为老弟，两人十分投缘，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对桂籍都爱护备至。他们与周克夫妇、宗惟赓、黄天佐一同租赁南京傅厚岗三号花园洋房，楼上由俞姓屋主一家居住，楼下则每人分住一间，伙食及家务都由周太太负责。食宿问题得以解决，四位志同道合的单身年轻人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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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6年利用暑假，到南京与好友景荷荪、李赋萧、王玉彬相聚。王玉彬就读的南京药科大学，没有女生宿舍，她暂住在女子公寓，她的同房是在财政部任职的罗协邦小姐。初次见到罗小姐，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我私下和玉彬说：“你的同房真漂亮，又那么温柔。”玉彬马上答道：“罗小姐还一直夸奖你风度好，气质好，她很喜欢你！既然彼此欣赏，你们做朋友好了。”就这样，我和协邦成了挚友，一生相伴相随，从南京到四川，到东北，在台湾，四十余春秋，我们两家肝胆相照，同甘共苦，孩子们一起长大，而我们也渐渐老去。协邦和国瑞兄晚年移居美国后，诸病缠身，不良于行，受尽折磨，终于不治，相继去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命在不觉中流失了，留下终生的忆念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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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我还认识了杜桐荪新交的女朋友朱威莉和宗惟赓的女友林静，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孩，都是从北方来这里投考“影星训练班”的，已被录取，正在接受训练。杜桐荪兼任该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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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度假完毕，返回学校上课。燕大三年级是大学中最轻松的一年，课业、环境、生活各方面都已驾轻就熟，但我对功课不敢稍懈，兢兢业业，从不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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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自从侵占我东北并积极向华北侵略以后，气焰日长，野心益炽，狂妄横蛮的行动变本加厉。而我国政府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迫于国内外的环境，对日本实行最大的容忍，希望日本当局能循合理途径解决中日纠纷。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未被全国人民认同、接受。北平各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于1935年发动“一二·九”（12月9日）及“一二·一六”（12月16日）爱国学生运动。燕大也不例外，中共地下党骨干王汝梅（即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等要职的黄华）、陈絜、张兆麟等，领导同学举行游行、罢课，并在校内组成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单纯、幼稚、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认为爱国抗日，人人有责，均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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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学学生的第一次游行，我进城参加了，但被军警挡隔在西直门外，无法进城。大家在门外聚集，站立了一整天，不顾寒冷饥饿，高呼口号、唱爱国歌曲、演讲，情绪十分亢奋。一位同学和警察理论，被警察强行夺走他手中的校旗，我站在附近，一步跃上，把校旗从警察手中夺回来，交还给掌旗的同学。当天晚上，一位男同学到宿舍来找我。我不认识也没有见过他。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朱祥麟，医预三年级。今晨看到你勇敢地夺回警察手中的校旗，实在敬佩，希望和你做个朋友！”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这种少见的交友方式教我不知所措，但还是答应了。以后数十年，我们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但我知道，我曾深深地伤了他的心，辜负了他的情谊。历经七七事变、八年抗战、胜利后军人复员返乡，撤退到台湾，他却一直没有结婚，然而我已结婚生子多年。朱祥麟的父亲朱宗良是资深监察委员。两个弟弟，一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一为“监察院”秘书长。朱却没有和父母弟弟一起到台湾去，留在大陆做《大公报》的新闻记者。“文化大革命”时，因家庭背景受到残酷迫害，被送到黑龙江边界劳改，几度濒临饿死冻毙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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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祥麟认识我不久，12月16日，我们又参加一次大游行。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部分同学携带校旗和标语，提前一天进城，16日代表燕大加入各校学生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长安大街被军警打散，数位燕大同学受伤，好友陈兰滋头部被打，伤势较重，送医住院。随即燕大和他校联合行动，开始罢课，由“民先队”队员组成自卫队，二十四小时轮流在校园中巡逻，以防当局派人到校拘捕领导学运的同学。寒冷的深夜，校外警车呼啸而过，次晨得知清华大学有同学被捕，燕大因属教会未遭滋扰。同学们的情绪本已失控，在压力下，更一发不可收。读医预系三年级的朱祥麟、李宗瀛等三位同学以救国为由，向学校提出转系要求。医预系导师博爱理苦苦劝阻，请他们再三考虑，最后，三人坚持改变做医师的初衷，转读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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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祥麟改读新闻系，后来成为《大公报》的名记者，以“朱启平”的笔名写过不少新闻报道和警世文章。抗日胜利那年（1945年）9月2日他代表《大公报》参加在东京湾内“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典礼。（海峡两岸音讯隔绝40余年后，我们在台北、洛杉矶见过两次面，都已到老年，彼此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沉默代替了言笑。我这才知道，他终于结了婚，育有四子，全家移居美国旧金山。）学潮平静后，北平各大学终止罢课，恢复上课，同学们加紧准备年底的期末考试，表面看起来，校内一切已恢复正常，不过，课外各种救亡活动不断增加，“民先队”积极招收新队员，加以训练，巡逻校园仍照常进行，大家经常参加集会，听演讲，参加各种训练班，每天早晨在操场举行团体健身活动。反抗政府的情绪仍在各校弥漫，未曾稍减，呼吁政府放弃对日懦弱退让的政策，以积极的态度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久，寒假开始，同学们纷纷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校园顿现寂静，我仍留下，闲来提着由哈尔滨带来的溜冰鞋，到校内未名湖或城里北海公园溜冰，逍遥自在地玩上大半天。和竹青姐姐在哈尔滨初学溜冰的情景又浮现眼前，无忧无虑的日子竟是那么短暂！同样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而自己的心境竟如此苍老。桂云和桂毓已离开北平，转学上海沪江大学，桂毓后来又转到齐鲁大学习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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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满园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校园中又充满笑语，自己的心房豁然开朗。可惜好景不长，日本军阀早已依照既定战略，大举侵略中国，于1937年（民国26年）6月先将驻屯天津的旅团集中北平、丰台一带，为挑起事端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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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九 海滨老家朱由村，和父亲最后一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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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下旬，燕大放暑假。我按照事先和父亲的约定，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学校，乘平沪火车到济南，换乘烟潍（烟台、潍县）公路的客运汽车到掖县朱由村，和先我从哈尔滨回来的父亲会合。父女已三年没见面了。我们的计划是在乡下同度暑假，然后，父亲返哈，我回北平燕大读完最后一年（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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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海的朱由村，是充满温馨亲情的小村庄，宁静、淳朴，没有人世血腥的战乱，只飘散着咸咸腥腥的气味，那是海风送来的。七月和八月，我和父亲在这里一起生活了近两个月，记忆所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一连串忧患离乱，我长大了，懂事了，深深体会到亲情的可贵，亲人相聚的不易。我和父亲分住在里院一排的三间房子里。碰巧三弟复合和四弟复善也在朱由村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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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方百计为父亲做事，以尽孝道，为父亲洗衣服，他睡午觉时，我坐在炕边为他扇扇子。傍晚放下蚊帐，铺好被褥、枕头，再用大蒲扇扇凉，并驱除帐内的蚊虫。也在那个时候，我向父亲承诺，将来我负责弟弟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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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的第二天清晨，瞎了眼的奶奶把我叫到她房里，我坐在炕沿边，她用双手轻柔地摸遍我的脸，又爱又怜地说：“瓜子脸盘，宽额头，高鼻梁，是你娘的模样哩。”前院大伯、奶奶见到我们父女俩，不断摇晃着头，叫嚷：“想吃猪头肉！”乡村的墟场，五天一集，每次父亲赶集回来，两手提的都是蛮好吃的，有猪头肉，有大螃蟹腿，有夹卤肉的烧饼、小土鹅、鱼、海蛎子，还有西瓜，够吃四五天了。西瓜马上用木桶盛着，放在井中。土鹅熬汤下面疙瘩（面粉加蛋）。前院瞎眼奶奶嘀咕着，“抗议”父亲用了她的锅。两个幼弟放学回来，喊肚子饿，家中的气氛要多亲热有多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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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个性开朗达观，心地良善，思想进步，对我这个独生女特别钟爱。从前在哈尔滨，父亲总抽空提着我爱吃的香蕉和巧克力糖，到瓦娃家看我。巧克力在北方很是稀罕名贵，从欧洲进口的白巧克力是我父亲最先买给我吃的。我上中国小学开始练毛笔字，父亲认为我写的“飛”字最出色，逢人就夸奖，有时还要我当场表演写给人看。我在他的扇面上画了一串绿叶红荔枝，他整夏拿在手中，到处向众友炫耀。从我能记事开始，父亲每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都是纯金戒指，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的镶宝石，他说将来我都用得着。可惜离家求学时，我只带了一个金戒指作纪念。我在北平慕贞高中上学时，有一年生日，父亲送给我一个镶钻石的戒指，我戴在指上，同学不断问我是不是“订婚戒指”，我烦了，摘下放进宿舍衣橱内，被室友看到，一天下午室友请假外出，我的钻戒不翼而飞。为此我继母责怪父亲，说他太宠女儿，没见过学生戴如此贵重的戒指的。父亲只说：“破财免灾，丢掉就算了。”父亲是美食家，不但懂吃也会做菜，他的拿手菜有“熬松花江白鱼”，做法是：鱼切段，放醋加胡椒粉。还有“干烧明虾段加大葱”。他也十分讲究衣着，即使在乡下，也穿着绸缎裤褂，口袋里装着带盖的挂表，金表链系在对襟衫的纽扣上。他是哈尔滨一家大绸缎庄的老顾客，做了衣服都是年底结账。我的衣服也是在那里订制的，记在父亲账上。我离哈赴平时，父亲为我定做了一件冬天穿的咖啡色毛呢料长大衣，水獭皮做领子，里子是狐狸皮毛加绸衬，配上镶水獭皮的帽子和手笼，还做了一件灰蓝色毛呢夹大衣。瓦娃也把她自己的一件名贵的黑紫羔皮大衣，改成短外衣、帽子和手笼，送给我。这些衣服，质料上乘，款式帅气新潮，在燕大校园里出过大风头。我的溜冰衣、裙、围巾、帽、袜、手套，都是在哈尔滨特别定做的，全是深蓝色加紫红边，十分美观考究，获得不少赞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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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由村居住时是夏天，父亲带我到离家约二三里的莱州湾。海边天气晴朗，眼前一片浩瀚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父亲说，我们下海玩。他找来一根长竹竿插在沙子里，把我脱下来的旗袍和他的衣褂挂在竹竿上，我穿着衬裙跳进海水里。正赶上退潮时间，我们也随波涛越漂越远，海上游来各种小鱼，有一种圆圆的，像皮球似的，身上有刺，瞪着眼睛，十分滑稽，父亲说这种鱼叫“气鼓鱼”，爱生气才长成怪模样。走回沙滩，看到不少人弯腰捡“真凉鱼”，这种鱼，嘴巴比身体长两三倍，长嘴陷进沙里游不走。真凉鱼体内只有一条灰蓝色的骨，肉细味美，我们也捡了不少回家。父亲拿来熬汤，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复合、复善弟放学回来，说村里议论纷纷，大家都声称，看见女生下海，是“生平第一次”。有时父亲骑脚踏车，带着我到平里店买报纸、寄信、打听外边的消息，顺路到东路宿外婆家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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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后悔，父亲好几次要带我到张家祖坟，让我拿纸笔，记下地点、方向及家人埋葬的位置，好在日后祭拜我的亲娘、祖父母和别的祖先。父亲还说，也该让我知道他将来过世后埋葬的位置，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去，恐怕是不愿也不敢面对事实的缘故。事后总觉对不起父亲一番苦心。数十年后回顾，老家的祖坟早就被夷平，种上稻粮，即使当时清楚记下，也无法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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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傍晚，平里店传来消息：日军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制造事端，炮轰县城。国人推定，这次日军行动不是突发的“意外事件”，而是实施侵占华北的计划。7月下旬，烟潍公路上出现一批一批逃亡的年轻人和学生，他们由北方各地辗转到大连、旅顺、营口各港口，乘船到烟台，改搭烟潍公路的客运车，经掖县平里店、潍县到济南，再乘平沪铁路火车到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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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路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从父亲在平里店收集到的消息看，局势越来越严重。北平于8月4日沦于敌手，政府不再忍让，我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一触即发。我和父亲再三商量，结论是：我既无法回北平，也不可能回哈尔滨，更不能留在朱由村，只有随流亡学生去南京一途。到了那里，再看情形，转学读完大学或找工作。决定做出，父亲和我都极彷徨痛苦，但此外没有可行的办法。好在父亲对我应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很有信心，他再三叮咛：女孩子家绝对不要到前线工作，一定要完成大学教育。临行前又嘱咐我，若有机会到四川，别忘记去到成都张家铁角湾看看。那里是我们张家的根。常言道：“蜀道难于上青天”。谁想到，父亲的期望我一一付诸现实，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到前线”这项承诺我未能遵守。抗战八年，我都在四川。进成都燕大读四年级时，没忘遵父嘱去找张家铁角湾，但张家祖先之根已渺不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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