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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者左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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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山西中条山战区途中，在黄河边躲避日机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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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夜晩烧火堆取暖，一旁汽车用树枝遮掩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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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夜宿偏僻村庄内，空无一人的破旧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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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前的合影，左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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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所嘱“不到前线”，我未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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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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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六 成都续读燕京大学，完成父亲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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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以武力占领了华北。当地各大学多迁往后方。燕京大学乃是例外，它以校产及经费均为美国所有为由，继续悬挂美国国旗，对付日本，借以维持校务，勿使中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对日宣战。北平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包围，宣布解散。学生及教员被拘押数十人。司徒雷登校务长也被软禁，直到战争结束，方恢复自由。燕大被日军解散的消息传到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动，一致决议要在后方复校，遂召开临时校董会，推举梅贻宝为复校筹备处的主任。当务之急是解决校址，迎接由沦陷区来到后方的燕大师生。筹备处经权衡利弊，最后仍以成都为首选。理由是成都为大后方的重心，又接近陪都重庆，是四川稻谷的汇聚点。成都讲文化，素有“小北京”的称号，而最有说服力的因素，是成都基督教大学联名表示欢迎燕大在成都开课，共同营造“教育之都”。四川省主席张群先生及燕大校董孔祥熙先生也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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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好消息，说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大学将在四川成都复校，6月开始招生，10月开学（较其他大学迟两周），十分兴奋，向已工作了两年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辞职，到成都续读一年，完成大学教育，以不负父亲对我的叮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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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国际宣传处，虽然不失为明智，但也经我事先反复衡量、取舍，毕竟不容易。国际宣传处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性、声誉、地位，除了中央通讯社，少有同类机关可与之分庭抗礼，而同事之间感情融洽，犹如处于一个大家庭，同甘共苦，工作、吃、住都在一起。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而我胜任愉快。国际宣传处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以后不少成了国家的栋梁。叶公超、朱抚松做过“外交部长”，董显光、沈琦、朱抚松、沈剑虹、凌崇熙、温源宁、叶公超、邵毓麟、夏晋麟、郑宝南等人当过派驻各国的“大使”。在台湾，原国际宣传处同仁担任“新闻局长”的先后有沈琦、沈剑虹、魏景蒙三位。经几番挣扎，我决定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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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手续办好了，入学许可也得到了。离开重庆前，偶然遇到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我把去成都读书的事告诉他。他很赞成我的决定，并说：“毕业后回重庆，欢迎你到中央社来工作。”短短几句话，对当时的我，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励！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到成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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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我在成都就学的前夕，接到继母托人从哈尔滨辗转寄来的信。她告诉我，我的父亲在日本的统治下，受尽了折磨、屈辱和饥饿，感染了斑疹伤寒。得病后，因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和治疗，于1942年（民国31年）5月在哈尔滨不治死亡，那个时候他还正值56岁的中年时。父亲临终时不断叫着我的名字。每念及此，心如刀割。失去父亲，使我悲痛逾恒，我无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在世时，女儿无法遵循他的意愿读完大学，这是重大的遗憾。如今，哪怕遇上千难万难，也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多年来，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都是妻离子散或生离死别的人间大悲剧，而这些都是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所造成！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华儿女又岂敢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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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见到复成弟，他还告诉我一些我远在四川，和家人断绝了音讯那十年所发生的事情。父亲再三嘱咐复成兄弟，假若有一天，生死不明的叔叔回来，一定要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复成弟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朱由村，是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那时外婆还健在，四姨父也回来了，四姨生了一个男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而瞎眼的奶奶复明了，我想她患眼疾是当时生活过于清苦，营养不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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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在成都选址颇费周折。美、加教会合办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址在成都城外岷江南岸，称“华西坝”，校园广阔，校舍壮观。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济南的齐鲁大学，已先后迁到成都，与华西大学合作，共用华大的课室、图书馆、实验室等设备，并在校园旁的边缘地带建造临时宿舍。华西坝既已“客满”，燕大只好另作打算，在成都租下华美女子中学及启化小学的校舍，这两所学校毗连，地址在陕西西街廿七及廿九号。两校的师生因躲避敌机轰炸，早已疏散到外县。两校对街就是卫理公会礼拜堂和同仁眼科医院，桂毓即在此医院实习。华美女中的主要建筑，是一栋两层高楼宇，内有教室六七间，还有小型礼堂和阅览室。原来的顶楼、阳台、过道等，加以简单装修，即可辟为办公室。大楼的前院较小，后院较大，建有三层楼房一座，下层是女生食堂，上两层是女生宿舍，住进120名女生。我和室友——湖北籍的耿曾荫住在三楼，室内双层木板床，她睡上铺，我睡下铺，一张书桌共用。耿是由沦陷区来后方就读的，好像是大二生。我们相处融洽，只是她较懒散，衣物、书籍乱放。有一天深夜，宿舍发生火警，浓烟弥漫，我睡梦中惊醒，急忙穿好衣服，先把被褥、衣服、书籍用床单包好背上，用手提着大皮箱，由三楼急速走到对街的同仁医院人行道，再返回宿舍帮助耿曾荫收拾凌乱的衣物。这一教训倒使她知道，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耿曾荫的男朋友阮某是驱逐机飞行员，他每次出任务，我陪着她提心吊胆，直到他安全返回基地为止。所幸一年多后，抗日战争胜利，他们结婚生子。后来我在台湾还和他们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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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化小学规模有限，校舍用作教员宿舍，每家两间，梅校长一家也在内。男生和单身男教员则借用离陕西街和华西坝不到半里的文庙，还算方便。200多男生挤在各庙室双层木板床上睡觉，大成殿则用作餐厅，就这样，勉强解决了男同学的食宿问题。战时生活越来越苦。成都人口骤增，电力不足，只好分区轮流停电，先是每四夜停电一次，后来每三夜停电一次。晚间学生集中在礼堂，学校发给菜油灯用以温习功课，但油灯下看书效果不佳。再就是人人营养不良，疾病丛生，医药又缺乏。我当时身体瘦弱，极度贫血，低头弯腰头晕眼花，甚至晕倒过几次。多亏成都不是军政要地，日机很少来空袭，免去跑空袭警报之苦。另外，成都有我的好朋友景荷荪、李赋萧、罗协邦，还有孙桂毓，他们尽心尽意地照顾我。景荷荪已再嫁，丈夫是湖南籍的营建商何远经先生，何不到40岁，为人正直忠厚，婚后生活美满。荷荪还在金女大任助教。李赋萧医科毕业后，在成都市立医院做实习医师，并有了男朋友王培仁，他也是医师，两人情投意合，已有结婚的打算。罗协邦由重庆迁居成都，是因为其夫易国瑞调职，到成都郊区新津飞机场任场长。协邦曾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易榕青到燕大来看我。我毕业前，协邦生下长子易正宇，派吉普车接我到新津住所吃满月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