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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访洛阳龙门石窟，我在右一，卡尔曼在后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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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者左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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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山西中条山战区途中，在黄河边躲避日机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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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夜晩烧火堆取暖，一旁汽车用树枝遮掩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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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夜宿偏僻村庄内，空无一人的破旧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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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前的合影，左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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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所嘱“不到前线”，我未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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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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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六 成都续读燕京大学，完成父亲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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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以武力占领了华北。当地各大学多迁往后方。燕京大学乃是例外，它以校产及经费均为美国所有为由，继续悬挂美国国旗，对付日本，借以维持校务，勿使中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对日宣战。北平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包围，宣布解散。学生及教员被拘押数十人。司徒雷登校务长也被软禁，直到战争结束，方恢复自由。燕大被日军解散的消息传到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动，一致决议要在后方复校，遂召开临时校董会，推举梅贻宝为复校筹备处的主任。当务之急是解决校址，迎接由沦陷区来到后方的燕大师生。筹备处经权衡利弊，最后仍以成都为首选。理由是成都为大后方的重心，又接近陪都重庆，是四川稻谷的汇聚点。成都讲文化，素有“小北京”的称号，而最有说服力的因素，是成都基督教大学联名表示欢迎燕大在成都开课，共同营造“教育之都”。四川省主席张群先生及燕大校董孔祥熙先生也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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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好消息，说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大学将在四川成都复校，6月开始招生，10月开学（较其他大学迟两周），十分兴奋，向已工作了两年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辞职，到成都续读一年，完成大学教育，以不负父亲对我的叮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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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国际宣传处，虽然不失为明智，但也经我事先反复衡量、取舍，毕竟不容易。国际宣传处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性、声誉、地位，除了中央通讯社，少有同类机关可与之分庭抗礼，而同事之间感情融洽，犹如处于一个大家庭，同甘共苦，工作、吃、住都在一起。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而我胜任愉快。国际宣传处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以后不少成了国家的栋梁。叶公超、朱抚松做过“外交部长”，董显光、沈琦、朱抚松、沈剑虹、凌崇熙、温源宁、叶公超、邵毓麟、夏晋麟、郑宝南等人当过派驻各国的“大使”。在台湾，原国际宣传处同仁担任“新闻局长”的先后有沈琦、沈剑虹、魏景蒙三位。经几番挣扎，我决定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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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手续办好了，入学许可也得到了。离开重庆前，偶然遇到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我把去成都读书的事告诉他。他很赞成我的决定，并说：“毕业后回重庆，欢迎你到中央社来工作。”短短几句话，对当时的我，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励！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到成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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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我在成都就学的前夕，接到继母托人从哈尔滨辗转寄来的信。她告诉我，我的父亲在日本的统治下，受尽了折磨、屈辱和饥饿，感染了斑疹伤寒。得病后，因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和治疗，于1942年（民国31年）5月在哈尔滨不治死亡，那个时候他还正值56岁的中年时。父亲临终时不断叫着我的名字。每念及此，心如刀割。失去父亲，使我悲痛逾恒，我无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在世时，女儿无法遵循他的意愿读完大学，这是重大的遗憾。如今，哪怕遇上千难万难，也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多年来，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都是妻离子散或生离死别的人间大悲剧，而这些都是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所造成！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华儿女又岂敢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