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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荷荪和赋萧还不放弃，又忙着为我介绍男朋友。荷荪请何远经邀请一位单身工程师，赋萧邀了两位年轻未婚的医师到荷荪家吃晚饭。结果他们无意，我也无心，“相亲”一幕无疾而终。最后荷荪谆谆劝我：“我看来看去还是那位孙小子对你最诚心，你还是回重庆吧。快三十了，还东挑西选，当心没人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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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将离开成都返回重庆时，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邀我同游峨眉山，我欣然应允。梅校长夫妇、教育系廖泰初教授、一位女士（忘记姓名，是梅家友人）加上我，一行共五人，包租一条带篷的木船，由船夫带路，沿岷江向西南悠然划行。沿途数度停船登岸，除欣赏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外，还体验了四川村庄的朴实民风。船行至乐山，改乘公路客车到邻县峨眉，抵达目的地峨眉山。在乐山，我们应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在台湾曾任“教育部长”“国史馆馆长”等要职）的热诚邀请，停留一日，参观四川大学及从武昌迁来乐山的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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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海拔三千多公尺，在四川西南的峨眉县境内，是我国的著名佛教圣地。重叠秀丽的山峦，蓊郁的林木、飞瀑、流泉，神奇的金顶佛光、佛灯，两百多所大小寺庙，教人流连忘返，连高山上成群的猴子，也为游客们津津乐道。山下有出租的滑竿（滑竿是两根粗竹竿中间悬挂着坐椅，由两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前后抬着，是年老者或妇孺登山的工具），但我们取步行，一路慢慢地走，随兴观赏。共走了三天，夜宿寺庙客房，倒也方便自在。游过报国寺、万年寺、白龙洞、清音阁、一线天、洪椿坪等名胜后，到了最高也最有名的金顶寺。这里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六月炎热天，山上也有如冬季，十分寒冷。我们都从庙中租了棉衣，围炉烤火取暖。第二天清晨起床，发现每个人的脸部都变了形，脸和手、脚都肿胀了，眼痛头晕，呼吸急促、困难，山上住持告诉我们是“高山症”，其中最严重的是梅贻宝校长，雇了滑竿被抬下山。说也奇怪，到了平地症状马上消失了。不过，在金顶，除了梅校长，我们四人未放弃机会，在导游引领下，下午两点钟左右爬到金顶最高处的平台，俯瞰悬崖下万丈深谷，看到对面山谷中出现太阳反射出来的大光圈（俗称“佛光”），光圈里映着自己的倒影。这种自然界绝奇之景，一生中难得一见！有些乡下来的朝拜者见到这种影像，认为自己“得道”，遂忘我地跳下悬崖，葬身谷底。为此，这里用粗铁链隔开，并写有“想一想，跳不得”的告示。傍晚天色将暗时，可以看到千万盏光闪闪的“佛灯”，在苍绿的山谷深处飘浮。据说是这一带山中蕴藏丰富的磷矿所致。回程我们顺路还游览其他的名胜，如乐山、岷江东岸的世界独一无二的石刻大佛，名妓薛涛殉情的古井。二十一天峨眉山之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梅校长夫妇的关怀和廖教授一路上殷勤的照拂，虽使我无限感激，但我去意已决，不愿多生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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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读完第四年大学课程，于1943年（民国32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学毕业。父亲当年的叮咛使我受用终生。持有大学毕业文凭，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我站得住脚，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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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七 重返新闻战线，进重庆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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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返回离开一年的陪都重庆，已是1943年（民国32年）初秋八月，虽经敌机无数次轰炸，人民生活多苦多难，但山城不屈不挠、巍然屹立。我也为自己学成后能顺利重返抗战岗位，为国家服务，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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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起，我正式加入中央通讯社，被派到总编辑室工作，职位是编译，总编辑是新闻界闻名的前辈陈博生先生。他毕生献身于新闻事业，曾任北平《晨报》及《中央日报》社长等职。民国25年，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亲往北平，聘请陈博生先生为中央社驻东京特派员。陈先生精通日语，对日本政情了如指掌。民国26年对日抗战爆发，他回国担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中央社新闻报道业务全盘由他督导，这也是萧、陈两氏为中央社业务发展合作的开始。后来中央通讯社成为世界重视的国际级通讯社，也是萧、陈两氏的贡献所促成。抗战胜利，陈博生先生代表中央社，赴日本参加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民国37年他被新闻界选为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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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社服务的，不少是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长，尤其在总社英文部、编辑部、编译部及国外各分社。其他各校新闻系毕业生，也以“进入中央社工作”为最高理想，引为莫大荣耀。在中央社编译部任主任的李宜培学长（他的太太陈兰滋也是燕大校友，我的好朋友）告诉我，我进入中央社工作的事曾轰动全社，同仁多以先睹“芳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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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设于南京的中央通讯社总社被日机炸毁，中央通讯社按原订计划随着国军的转进，逐步向内陆迁移，由南京、武汉、长沙迁到陪都重庆，业务照常进行。不幸的是，1939年（民国28年）5月，位于重庆铁板街的中央社总社再次遭日机轰炸，两位同仁被炸死，损失不轻，好在事先有妥善的安排，工作没有中断。我于1943年（民国32年）进中央通讯社时，中央社已在上清寺两路口购置了一幢傍山建筑的四层楼房，非常宽敞，尽够全社所有部门使用。这栋大楼位于南区公园顶端，道路循山坡蜿蜒而下，直到嘉陵江畔的南区马路。由两路口的马路可直接进入建筑物的二楼，主要的办公室如英文部、采访部、编辑部、编译部等，都分布在这层楼里，人众声杂，十分热络。而摄影、电务、征集等部门都在下层一楼。社长萧同兹、总编辑陈博生、机要秘书曹阴稚的办公室及会客室、会议室等，都在三、四楼，两路口总社大门对面是一座山坡，社方向有关方面请准，占用一个可容四五十人办公的大防空洞，一旦遭遇空袭就把编辑部和电台搬进洞内，继续运作，不致影响通讯和接发稿件。其他员工及眷属跑警报，沿公园路下坡，到重庆著名的燕喜洞去，那是一排庞大的防空洞，可容三四千人。山顶距离洞口六七百公尺，五百磅的炸弹落在山上，洞中人只会感受些微的窒息，但不会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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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陈博生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宽阔的房间内只有他和我，两人往往终日不发一语。我与他的长女陈琬若（她是桂云在北平女师的同学）早就熟识，所以称他为陈伯伯，倒觉得他平易近人。在社里，陈博老上班无定时，自由来去，我的工作也不固定，和在国际宣传处时的忙碌无法比。这种情形经过一段时间，我仍难以适应，因此，请求借调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也借此免除在总编辑室的拘束和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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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总社英文部和编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两部的主任王家松和李宜培都是我北平燕京大学的学长，相处十分融洽，虽然他们已移居英、美多年，但直到现在还有联系。我的工作问题顺利解决了，但住宿却成了麻烦，中央社没有宿舍，我只好暂时借住离中央社不远的上清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会俄语，由资委会借调到军委会顾问处，成了桂籍的同事。谢被派到前线工作，我就和他太太黄静一同住在他家。以后我又迁到秦涤清夫妇家，他们有一小房间给我住。秦太太曾是我在国际宣传处的同事。她当时已辞职，夫婿到苏联莫斯科任外交官，她准备随他前往。我在他们家住到1944年3月，我和桂籍结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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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讯社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国际通讯事业中，声名显赫，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国际性通讯社，被认为足能代表政府。自1924年（民国13年）4月1日创立，至今天（1993年）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中央通讯社曾被列为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其他为：美国美联社及合众社、英国路透社和苏联塔斯社）。中央社当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2处，国外25处，全社员工近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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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讯社初成立时是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一个小单位，1932年（民国21年）改组，称为“中央通讯社”，由萧同兹先生出任第一任社长，自中央党部迁出，社址设在南京洪武路寿康里，成为独立经营的事业性新闻机构，自设无线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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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在抗战期间及以后虽经数度搬迁，但对全国的新闻广播未尝中断一日。在前线，在国外，在各个战场，中央社记者非常活跃，非常辛苦，甚至冒生命危险。在后方，在重庆，在各地的分社，情形也一样。中央通讯社能成为全国新闻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社长萧同兹先生居功至大。萧同兹先生是湖南省人，不是学新闻出身，但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央社，一共服务了32年。新闻界认为，假若没有萧先生，就不会有成绩辉煌的中央社。萧同兹1932年奉命主持中央社时，贯彻三大方针：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和经营企业化。将中央社改成独立机构，延揽人才，增添设备，自设电台。领导作风是鼓励、容忍和信任。他善于团结全社同仁，使进入中央社的人都能敬业、乐群、谨守岗位、淡泊自甘，更能相处无间，亲如家人，这就是“中央社精神”。他是卓越的创业家，令人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是中央社全体同仁的畏友和益友。我在中央社工作了六年多（1943年至1949年），假若不是迫于时势，我和多数同事不会自请遣退，离开中央通讯社。“中央社”迁台40多年来，每逢4月1日的成立纪念日，离职多年的社友们自发参加庆典和聚餐。今年（1993年）适逢母社成立69周年，老少社友欢聚一堂，充分表现了“中央社精神”。每个人都感觉到真实的亲和力和归属感。萧同兹社长于1973年11月11日谢世，至今已20年，但感觉上他仍和我们左右相伴，留下了不尽的追思和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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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八 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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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七个年头，是形势最为险恶的一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6月，灵宝、长沙、湘潭相继失陷，8月衡阳失守，11月，桂林、柳州陷敌，日寇进迫独山，陪都重庆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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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桂籍和我就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在重庆结婚了。桂籍33岁，我30岁，相识已整整22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大后方四川，与远在北方日军占领区内的亲人完全隔绝，多年来音信全无，其间两家的家长又相继病故，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数十位好友参加了桂籍和我的婚礼。事前印了红字短笺，署上我俩的名字，通知好友及同事们。短笺上还提及到重庆名胜“南温泉”度蜜月，其实，当时的大环境、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心情，既不允许，也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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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设在重庆一家饭店内，参与者都是我们的证婚人。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喜宴上，我们彼此交换戴上了刻有结婚年、月、日及对方名字的金质婚戒。这戒指是多年前父亲送的生日礼物，我由哈尔滨带在身边仅有的纪念物，由好友王玉彬拿到银楼改铸成两只结婚戒指，上面刻上新人的名字和结婚日期，意义非凡。我没有穿礼服、披婚纱，穿了一件枣红色滚同色缎边的旗袍，衣料是好友韩素音由伦敦托人带来的。玉彬还替我们买了双人床、饭桌、凳子及锅碗等。在我们事先租下的两间茅草房内布置了新房，虽是克难式，但胜在喜气充盈。这座用竹竿、茅草依山搭成的两层茅屋，上层住着房主一家四口，早、晚小孩的吵闹哭叫声，清晰地传到楼下，小孩的尿液也经常滴下。房东还利用我们房屋下边的空地，用几根粗竹竿撑起，圈养几头猪，我们在房间内不断听到猪的呶呶声，并闻到随风飘来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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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后回到“新房”，两人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更觉茫然，默坐片刻后，终于忍不住，相拥哭泣。这时意识到，从今以后，两人必须为共同的“未来”打拼。婚姻，赋予不同于前的磨炼和承担，更须我们坚强勇敢地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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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我结婚之后，好友王玉彬也结婚了，新郎是其福建同乡、在航空界咨询部门服务的郭棣棠先生。玉彬的婚礼较我的风光，她说结婚是大事，她一定要穿白色礼服、披婚纱，在重庆最有名的“胜利大厦”礼堂举行。婚后和夫婿离开重庆，迁居甘肃兰州。那里没有日机轰炸，物产丰富，物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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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三个孩子的丁志伦也向她供职的茶叶公司申请，调到兰州。玉彬和志伦在兰州合资开设了西药房，生意相当兴隆。李赋萧在成都医学院毕业后，和王培仁医师结了婚，也迁居兰州，在兰州市立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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