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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初，美军在日本广岛及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军阀不得不于8月中旬向中国和盟邦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夜晚，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后方各地军民欢喜如狂，涌向街头，欢呼狂舞，争放鞭炮，敲锣打鼓。残酷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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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空前浩劫。我海、陆、空战士阵亡、负伤、失踪的总数近四百万人，而人民直接或间接死伤在两千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以上。资源、财产的损失更不计其数。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这期间，我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目睹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成熟了许多。战争使我变得坚强、自信和现实，对是非、善恶、恩仇更形分明、固执，往日的乐观和天真已被磨掉，这种改变连自己也觉得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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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场战争，桂籍的好朋友中，不少身受其害，多以悲剧终其一生。先说我们的好朋友刘政因，他家世、学历、经历优于常人，其父刘哲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及政府“考试院”院长。刘政因工大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工程硕士学位，抗战初期返国参加抗战，认识了年轻貌美、从事新闻工作的龚德明小姐，两人感情进展迅速，已论及婚嫁。当时许多年轻人向往陕北延安，两人说好同去延安，龚先行，刘后随。但刘因家庭原因未能履约前往，刘给龚写去无数信函，都没有回音。龚德明在延安苦等两年，这期间，龚被万里长征英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看中，成为罗的爱人。前文曾提到我到延安采访时遇到龚，她已改名“龚明因”，知道刘政因还在苦苦等她，万分无奈。刘在重庆得知龚的近况，也悲痛不已。后来刘和从上海逃难来的女孩小俞草草结了婚。婚后刘政因被派到陕西西安任军委会驻西安顾问办事处主任。有一天他带着太太，手抱女儿，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突然碰到迎面走来的龚明因和尾随的“勤务兵”，场面尴尬。龚不知刘已结婚，她是以“外出治病”为借口，想脱离这个地方，到重庆找刘政因。最后，还是由刘设法，帮她甩掉跟随者，把她送到宝鸡，再转乘公路车去重庆。刘嘱她在重庆等他，说他一定会离婚。结果婚没有离成，次年即1945年抗战胜利，刘被派到东北接收，出任中东铁路局董事长，龚无奈地返回南京家乡，最后和别人结了婚。他们两人各自的婚姻都不美满。刘政因来台湾后，在遗憾中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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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集是桂籍小学时的学长，山东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情报及军警单位服务，多少带些秘密色彩。抗日战争期间，曾派赴苏联、伊朗、日本等国工作。个性风流倜傥，所到之处都有女友相陪伴，并以“子女满天下”著称，到台湾后虽有日籍妻子小叶子及两子（双胞胎），但后来小叶子携两子返日本省亲，没有回台。孔兄老年生活孤寂，子女虽多，但缺少情感和联系。他于1993年6月病逝台北，只有曾被他遗弃不顾的儿子孔令诚为他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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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朋友们惋惜的是常荫集，他也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生，满族旗人，一表人才，高挑俊挺，才智出众，人缘好，流落后方的东北人尤其哈尔滨工大的年轻人都视他为领导者和大家长。他在资源委员会服务，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尽办法接近他、追求他，都遭他拒绝，原因是在东北家乡已有妻室和子女。对日战争持续了六七年，看来结束无期，留在故乡的亲人全无消息，不知生死，在后方许多人渐渐开始建立新家庭，“抗战夫人”这一名词应时而生。常荫集不再坚持，和西安来的志同道合的女孩邬汉贞结了婚，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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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荫集和刚从美国受训三年返国的孙运璿，由他们所服务的资源委员会派赴东北辽宁，接收电力系统。两人和其他四位接收大员到了重庆白市驿飞机场，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忽然接到经济部电话，要孙运璿留下来招待几位美国工程师，孙只好从机场折回重庆。而常荫集随其他几位，带着孙运璿的行李先行飞往东北。后来孙运璿又应老长官黄辉之邀去了台湾，放弃去东北的机会，尽管东北的发展前途最被看好。从此也注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命运。孙运璿在1989年出版的《孙运璿传》中提到：“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那通电话晚来十分钟，我上了飞机，如今不是身陷大陆，就是早已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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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荫集返回家乡，接收并重建东北被破坏的电力系统，并和老母、妻儿团聚，邬汉贞携两子暂返西安娘家。原配不能谅解常再娶的事实，终日吵闹不休，逼常和邬离了婚。“文革”时期，常荫集遭到迫害，在种种压力下，竟跳楼自杀了。邬汉贞的两子后来被常家以“归宗”为名强行带走，逼得邬汉贞精神失常，疯疯癫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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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运璿后来在台湾，从电力株式会社机电处处长做起，而后升为总工程师、协理和总经理。他在台电工作了近二十年，为台湾的经济起飞铺上跑道。离开台电后，他在政坛平步青云，1978年，被委任为“行政院长”，直到1984年2月突然中风病倒辞职为止。蒋家两代对他的器重固然是主因，桂籍在“立法院”对他的学识和为人的赞扬及对他的种种协助，也功不可没。孙运璿和我家的交往，始于1945年，此时他在美国结束受训，返回重庆，由常荫集带来，从此成了我们的“廉庐”的常客。他和桂籍的个性有不少相似处，两人颇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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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到台湾后，孙运璿和俞蕙萱结了婚。他夫妇和我们两家交往密切，互信互助，桂籍和运璿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家的世交好友如杜桐荪威莉夫妇、易国瑞罗协邦夫妇、王墨林夫妇等，也都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孙运璿传》第149页这样提到桂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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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立委党部书记长的孙桂籍，是他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年轻在哈尔滨时就在一起畅谈国事。孙桂籍把政坛派系、官场惯例、党国大老的好恶，都一一传给了这位小老弟，并摆平他与‘立委’间的歧异。如果孙运璿对立委有不周到之处，孙桂籍往往会出来打圆场：“他是书呆子，不懂官场礼貌，千万不要跟他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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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3日，桂籍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开会会场，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好友孙运璿悲痛逾恒，挽联写道：“患难交深爱我如弟视君如兄，后死敢忘一言诺；天人永隔大业未安赤气未靖，先生胡不十年留。桂籍吾兄千古，弟孙运璿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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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民国34年）夏天，日本政府向盟方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军舰上签订投降书，正式向盟军投降。我政府派何应钦将军代表我国出席，同学好友朱祥麟（笔名朱启平）以我新闻界代表、《大公报》名记者的身份参加，实地报道受降典礼经过。中国战区（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东三省不包括）包括台湾、澎湖及越南的日本陆、海、空军应向我指定的受降主官全部投降。当时日本投降的总人数为1283240人。自1931年（民国20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民国34年）8月宣布投降为止，14年战争中，我国军民的生命财产伤亡和损失惨重，据估计：国军伤亡共计320万人，支出军费14643亿元。由于日军大肆屠杀和滥行轰炸，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难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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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在大后方尤其是陪都重庆，处处充满兴奋、渴望、忙碌中的混乱。政府机关、工商各业、民间团体、学校、个人、家庭纷纷作还乡的打算。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和善后问题，但空运和水运工具有限，且由政府官员及机关人员优先包用。陆路交通工具较多，虽费时又很辛苦，但许多归心似箭的人都走陆路。重庆街头出现了不少拍卖行和地摊，急于离开的人，廉价出售家具、衣物，甚至锅盆。我们的朋友中，不少人已随所服务的机关先行离渝，眷属不能同行，多留在重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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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成家，重上新闻战线（194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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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个家，是十块巧克力换取建材搭建的，博比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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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同仁。中间坐着的是董显光、曾虛白、叶公超、余梦燕、徐锺佩。后排是朱抚松，前排是魏景蒙和郭琴舫，第二排右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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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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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三辑 乱世沉浮（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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