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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在大后方尤其是陪都重庆,处处充满兴奋、渴望、忙碌中的混乱。政府机关、工商各业、民间团体、学校、个人、家庭纷纷作还乡的打算。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和善后问题,但空运和水运工具有限,且由政府官员及机关人员优先包用。陆路交通工具较多,虽费时又很辛苦,但许多归心似箭的人都走陆路。重庆街头出现了不少拍卖行和地摊,急于离开的人,廉价出售家具、衣物,甚至锅盆。我们的朋友中,不少人已随所服务的机关先行离渝,眷属不能同行,多留在重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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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成家,重上新闻战线(194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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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个家,是十块巧克力换取建材搭建的,博比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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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同仁。中间坐着的是董显光、曾虛白、叶公超、余梦燕、徐锺佩。后排是朱抚松,前排是魏景蒙和郭琴舫,第二排右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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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三辑 乱世沉浮(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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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北接收,希望转为失望,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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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和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却面临重要抉择。最后,桂籍决定离开外交部,放弃出国任驻苏使馆二等秘书或领事的机会,接受政府的派遣,随杨绰庵市长到哈尔滨接收并担任社会局局长之职。此前杨市长请桂籍担任财政局长,但桂籍属意社会局,他认为在社会局可直接为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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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于战争结束的1945年10月,满怀着希望和热诚,离开了重庆,先飞北平,再转赴东北。我和博比仍留在重庆,我继续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看局势的发展,再作返乡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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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东北的工作并不如预期的顺利。政府派去的军队及各行各业的接收人员,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阻挠,对方不惜使用暗杀手段作为威胁。经济部派去接收东北矿区的特派员张莘夫,在抚顺附近被害即为一例。苏联借口“雅尔塔密约”进军东北,封锁大连,拒绝我国军登陆,迫使国军改由秦皇岛登陆,再向关外推进。苏俄撤退时将东北轻重工业机器拆卸运走,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东北的交通一片混乱,难民拥塞于途,不得还乡。赴东北哈尔滨的杨绰庵市长和其他接收人员,包括桂籍在内,终于在1946年3月,在哈尔滨展开接收市政的工作。在哈市工作了三个月,形势又恶化,接收人员奉令撤至沈阳待命。杨市长率部属先行撤离,由桂籍留哈,代理市长职务,收拾善后,最后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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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工作期间,发生了中共要员李兆麟在哈尔滨被暗杀事件。市府为此召开追悼会,杨市长以自己是福建省人,国语不标准,又不善讲话为理由,派桂籍代他登台讲话。情势十分紧张,桂籍在台上,态度从容,用词平和诚恳,终顺利完成使命,未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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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哈尔滨前,桂籍曾到道里故居东顺祥院内探望,只见建筑依旧,人事全非。东顺祥商铺关闭,见不到熟人面孔,陌生人杂居其间。只是在仓库内一角找到一部分桂云的运动奖牌、奖状和一辆桂籍从前骑过的破旧脚踏车。在日据时代,桂籍的父亲在东顺祥院内住过,后被一日童抛球击中心脏部位,不治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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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政接收人员留驻沈阳时,桂籍于6月间曾被借调到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储运组组长。后来经行政院任命,桂籍出任旅顺市市长,从事接收事宜,但因为苏联的阻挠,未能赴任。不久以后,桂籍出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整个局势越来越混乱、复杂、多难、多变,抗战胜利时的希望和欢乐随之消失,面对的又是战乱、伤亡、离散、苦痛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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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博比在桂籍离开重庆以后,又停留了近半年。我继续在中央社上班,忠心耿耿的杨嫂仍留在我家,照顾博比和管家务。不断有从各地还乡的好朋友路过,来我家歇脚并找寻还乡的交通工具,而主要是借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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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中第一个投宿的,是荷荪的丈夫何远经。他由成都来,再乘船返家乡湖南长沙。随后来的是荷荪,她携女尊一和小儿子,正巧玉彬带着她母亲专程由兰州来看我。抗战胜利后,好朋友们再度见面,齐聚在“廉庐”,小屋里彻夜有说有笑,兴奋之情笔墨难以尽描。又是荷荪出的主意:大家轮流买菜,烧自己的拿手菜。这么一来,顿顿有好菜吃,味道多变,众人胃口大开,更增加了欢乐情趣。我明白,这是荷荪的美意,她处处为人着想,唯恐我用钱多,所以由大家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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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两周后,好朋友们又要各奔前程,但每个人都坚信不久会再见。荷荪离开重庆前,悄悄塞了一两黄金给玉彬,请她稍后转交给我,说是让我买鞋和日用品的。她回到长沙后,曾写来一封信,由中央社转交,可惜我已离开南京到东北去了。信中她告诉我,她已为我生下我希望有的女儿,并说她不久要来南京,为前夫谢承瑞修衣冠冢,到时和我好好聚聚;又说她准备了一些布料,要亲手为我儿子博比做几件衣服。她和我都没有想到,重庆一别竟是近五十年。大陆开放后,从1987年起,我返乡探亲四次。见到好友王玉彬,和她一起搜寻荷荪的消息,至今没有结果,不知她人在何处,今生有无再见之缘。好友李赋萧医师于1944年在兰州为我接生博比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确知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杀身亡,原因不详。我和玉彬为她难过良久。生命中,有些事情昨天发生,今天就忘记了;有些事情却相反,时间越久,印象越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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