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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桂籍的表弟曲占魁（二姨母的儿子），在沈阳医学院就读，也要求住在我家，便加上一张床。桂籍开玩笑地说：“我每次进门，看见的面孔全是张家的，还以为走错了门，到你们张府来了。”说来也是，不算我在内，孙家住着十一个张家的人。就这样，除了住在山东朱由村老家的五弟复本和我继母没有到沈阳来，张家人差不多齐了。大家在沈阳暂时安定下来，三个弟弟都找到了工作，四弟和侄儿们都进了学校读书。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能团聚，有了工作，实在不容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我对父亲的诺言，终于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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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凑巧，我原在徐州前线认识的覃异之旅长，调升为第52军军长，派驻沈阳，见到我们家人口众多，便主动每月送来一大袋军粮，使我们减轻了负担。一年后的1948年，桂籍当选为立法委员，我们迁居南京，还和他见过面。他提出把他在南京的一幢楼房借给我们住，我们此时已有住所，遂婉拒了他的好意。后来听说，他太太难产去世，他再娶了一位学音乐的女孩，这位新娘在延安受过训，是受派遣的。1949年，覃异之没有随军到台湾，留在大陆，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五十余年前，他送的象牙图章，我一直用到现在。此章是专用来在台银取款、存款的。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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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韩松林抗战时在成都，听从我的建议投考了军校，已毕业，现随部队经过沈阳，要到四平街参战，经桂籍向有关军方说项，把他留在沈阳，保住了性命。另一位好友，才智过人的常荫集，也在沈阳。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最早被派来接收和修复东北电力的，未能顺利展开工作，却被困在沈阳，郁郁不得志，加上家庭纠纷，更使他愁眉深锁。这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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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我和好友协邦都怀孕了，两人常在黄昏时分，携手去逛沈阳最热闹的马路——春熙街，在地摊上选购价廉物美的纪念品。那里不乏珍稀古画，可惜当时对中国画一无所知，错失机会。倒是桂籍从地摊买回一幅日本名画家所作的《双猴摘桃图》，正好我家宇同和宇昭都属猴，这幅画很受家人喜爱。后来黄君璧老师见过，也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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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易国瑞亲驾飞机，借公务之便，带着桂籍、我、协邦和丁志伦，由沈阳飞北平，我们趁机去探望郭棣棠王玉彬夫妇，并庆贺他们乔迁新居。途经天津时还停留半日，去看桂籍的三哥孙桂山。兄弟分离多年，相见分外亲热。三哥桂山是天津殷商，拥有数间绸缎庄，他以有弟如桂籍为无上荣耀。临别时，桂山送我们每人数件衣料、大衣呢料、西装料和毛围巾，作为礼物，殷殷嘱咐多保重。没有想到，那次短促的相聚，是他们兄弟最后的一次。“文革”时期，开朗、乐观、进取的桂山，无法承受劳役和污辱，以结束生命作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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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三 辗转于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上海、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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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于1947年（民国36年）初秋八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那时我们在沈阳已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一切上了轨道，只好又一次向中央通讯社南京总社请求，调往长春分社工作，获准后，才安心离开沈阳，随桂籍去履新职。沈阳的家留给弟弟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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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不同于中国其他都市，被当时的新闻界看成“远东一块最神秘的地方”。它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实现复辟美梦，在日本军阀的引诱和旧臣的怂恿下，在长春做了13年“皇帝”，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下场十分凄惨。在长春的傀儡生涯，是溥仪个人生命史上的大悲剧，是世界政治史上一段颇富戏剧性的闹剧，长春市市容和东北其他城市相比，较为整洁美观，街道宽阔平坦，楼宇新颖壮丽。建筑在小岗坡上的“皇宫”，红色宫墙和黄色琉璃瓦保有东方风格，气魄雄伟。桂籍到任前，长春市数度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又被国军夺回。前任市长赵君迈和后任市长尚传道均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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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到任时，长春外围仍在林彪大军重重包围中，铁路及公路交通中断，军粮、军饷都靠空中补给。桂籍时年36岁，市民多以“青年市长”称之，他干劲十足，为完成使命不惜生命。由于林彪大军的长期围堵，长春市内的粮食、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而严冬如期降临，大雪纷飞，气温迅速下降到零度以下。这时桂籍多了一项要务：每日征召数百名市民，天亮前清扫马路等要道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以便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军机，准时、安全地运送补给，给守卫长春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部队。在飞雪漫天的深夜，桂籍由警察局长乐干（到台后任台湾警务处长）陪同巡视，慰问守军和值班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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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料供应中断多时，库存告罄，只好停止发电。停电前，桂籍通知工务局将所属的数十辆电车停在车库。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务局长、同学兼好友孙宏济是潜伏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提早停电，故意把电车如棋子般停在市区要道，阻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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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市府分配的宿舍里，那是一幢大楼，原为“伪满”某大臣的居所，每日需烧四吨煤取暖。桂籍认为太浪费，坚持迁出，另觅住所。迁居后房舍较前小很多，但仍要烧一吨煤，才够供应暖气管、水管及卫生设备。我们为了减少市府开销，节省能源，停用锅炉，全家住在一间大房中，其他房间全都关闭。改用一个煤炭炉取暖，家人穿厚衣，披毛毡。能与长春市民共甘苦，也觉得心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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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战乱的影响，中央通讯社长春分社的规模尽量缩减，除社长刘竹舟以外，只有二三人协助采访和发稿。我在分社没有固定职位，经常是上午到社转一转就回家。每周倒有两个下午，到天主教教会外国修女处学习英语会话，这是桂籍代为安排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桂籍的用心，想让我和教会建立联系，如果长春发生战事，他无法照顾我们，怀孕数月的我，将带着博比，躲到教堂修女处。回想当年在冰天雪地中，无电、缺粮、缺水、孤单奋斗的种种往事，余悸犹存。更难忘好友协邦雪中送炭，她利用军机送粮饷到长春的机会，托人带来御寒衣帽、水果糖、饼干、腊肉、香肠，救济饥寒交迫的我们，其实他们在沈阳的日子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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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桂籍的三姨母和姨丈由哈尔滨逃难到长春，在关口被拦住，不允进城，不知所措之际，抬头看到布告板上“市长孙桂籍”字样，惊喜异常，忙说市长是他们的外甥。为求证，关口负责者打电话到我家询问。我立刻打电话给桂籍，并请他派车去接。他说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让我雇马车去接，此时外边正下着鹅毛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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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在长春度过了1947年的圣诞节，迎来1948年。1月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接到好友易国瑞由沈阳打来的电话，他说，沈阳各界正在积极准备选举民意代表，桂籍既有意竞选立法委员，就要有人回到沈阳主持，否则怎么能竞选呢？他又说，军方有了新规定，以后军机不能载运妇孺眷属。他嘱咐我带博比，利用明晨最后一次机会返沈阳，并答应我带桂籍的三姨母同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赶到机场，登上引擎仍在转动的军机（因天寒地冻，不能熄火），军机不久即腾空而去，离开了我居住了半年的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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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马上着手安排为桂籍助选立法委员事宜。沈阳的形势和半年前比，没有多大改变。只是东北的冬季太长，几乎占全年时间一半以上，从11月开始下雪到次年5月冰雪才化尽。夜长昼短，下午5点天就黑了，沈阳的戒严时间也从5点开始到次晨7点。为了节约能源，街道上及家家户户灯光暗淡，入夜后全城死寂无声，车辆行人绝迹。多亏友人相助，我由军方借来一辆有戒严通行证的吉普车，桂籍好友刘德成负责策划选举事宜，刘政因每日晚饭后陪同我，到各哈尔滨籍的同乡家中拜访、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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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1日，东北区立法及监察委员选举，在沈阳如期举行，桂籍以最高票当选为哈尔滨院辖市立法委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桂籍3月交卸长春市长职务，5月到南京向立法院报到。桂籍带到长春市政府的专才，随后在易国瑞的协助下，也搭军机返回沈阳。桂籍特别在名单上列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叫杨庆，来自南方，无依无靠，流落在东北。长春市府主任秘书李少白是好友王玉彬的舅父，他在长春一直逗留到新市长到任后，代表桂籍办好移交手续，才最后离开炮火中的孤城。现在，事过已近半个世纪，回想当年，如果桂籍没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而仍留在长春的话，我们的下场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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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曾有担任国大代表的机会，6月25日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前，中央通讯社总社由南京打电报来，问我是否愿意出任新闻界妇女保障名额内的国大代表。桂籍反对一家出两个民意代表，我便婉言拒绝，后来此职改由徐锺珮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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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当选立法委员后，我也返回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工作。我们初到南京时，暂时住在桂毓和傅曾矩的家（中央医院医师宿舍）中，我在待产，桂籍则积极找寻适合我们的住所。桂毓夫妇都在中央医院任医师，桂毓在眼科，后任眼科主任，曾矩任小儿科医师。两人是齐鲁大学的同学，抗战胜利后结的婚。桂云和胡震夏（字伯威）夫妇这时也由云南返回上海，已有两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胡震夏当时在银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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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不满一个月，我于5月25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清晨约6时，在中央医院生下次子宇立。我每个孩子都是亲自哺乳十个月，并以奶粉补充母乳的不足。婴儿到十个月大，就可以喂麦片、稀饭、细面等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不久，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四弟复善，由桂毓家迁到在南京鼓楼区租赁的一栋中式平房，与哈尔滨工大毕业的徐培尧夫妇合住。我们两家分住左右两侧，正房两间做卧室和客厅，我们住左侧，中间堂屋做两家共用的饭厅。徐家人口少，没有子女，需要的房间不多。我们在后边多用两间小房，一给复善弟住，另一间供女佣住，厨房则在后院。我们搬迁前，选购了一些必需的简单家具，为次子买的一张精致的婴儿床，是唯一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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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一到南京就去立法院开会，我满月后也开始到中央社上班，中午回家喂奶，下午再去上班。博比已四岁，送进鼓楼幼稚园，次子在家中由女佣照顾。复善弟就读高中的手续已办妥，每天上学。经过桂籍和我的努力，总算在南京把家安顿好了，生活基本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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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阳还在国军掌握中，东北至华北交通也畅通的时候，经我事先安排，我的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及时离开沈阳。二弟复钧、培懿带着女儿秀梅先到北平，暂时住在我们的友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中。最后他们决定留在北方，不到南京来投靠我们，原因是家中有老小（继母王氏及他们长子俊杰），他们离不开。三弟复合返回老家掖县朱由村探视妻女，后来到南京找我们。可惜的是，大家历尽艰危，才从沈阳来到这里，也只住了不到一年，就再次走上逃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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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中国，战事日急，共产党军队节节逼近，南京到处可见逃难人潮，火车站、机场、码头更是一片拥挤。能搭上交通工具逃到台湾的，实在少之又少。大弟复成一家六口在我的催促下，离开沈阳，先到天津，住在丁志伦的小叔刘仲和家中，再乘船到上海，搭乘京沪铁路的火车到南京。战乱中拖家拉口，费时、费力、费钱，艰辛一言难尽，完全靠毅力和决心，最后都平安抵达南京，和我们会合。我马上把他们送到我事先租定的一栋平房中。这地方离我在鼓楼的住处不远，是一个当地住民的社区，有水电供应，有小学和商店，环境幽静，玄武湖就在近旁，岸边垂柳随风飘动，景色宜人。习真兄弟们很快就到玄武湖小学上课了，习真就读三年级，习宽和习远读一年级。不久，复成弟经我们在军方的朋友介绍，到海军总部工作，每月领取配给眷属的军粮及油、盐，解决了一大家人“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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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幸运的是，当局决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自南京有计划地疏散，最先乘军舰离开南京的是海军眷属。复成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及姨老爷吴殿芳，最早到了台湾，被安排住在凤山大寮乡，以后又迁到高雄左营海军自治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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