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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留在南京,等候立法院的安排。一直到1949年2月,才忍痛抛弃精心布置却住不到九个月的家,手牵着博比,怀抱老二,手提着盛婴儿用品的轻便行李袋,从成千上万难民的缝隙中钻过去,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顶部也爬满了逃难的人,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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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我们倒不大像一般的逃难者,住在万航渡路一栋舒适的三层楼房中,家具、厨房用具齐备,还有两个佣人(母女),这是桂云和伯威的家。胡伯威不久前由所供职的银行调派到香港工作,他们的家就留给我们住。桂云不但和桂籍、桂毓手足情深,待我也如姊妹,她一生都这样关怀照顾我们。她的两个儿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自幼至今称呼我“亲姨”。我的三个孩子——宇同、宇立、宇昭对“姑姑糖”也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到上海时,桂毓已申请到医学奖金,过了不久就到英国深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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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徐蚌会战之后,“总统”蒋介石就开始部署撤离大陆。政府所属五院及部会首长、工作人员、眷属,都经海、空两路到了台湾。我们一家就是乘坐立法院包机,在抵达上海三个月后,于5月中旬由上海直飞到台北的。每家限带15公斤行李。桂籍还为四弟复善、玉彬的丈夫郭棣棠和桂籍在东北时的同事李乃扬三人,申请到立法院包船的舱位,这种机会在当时实在太不容易了。此前,玉彬经易国瑞介绍,在空军服务,最先到台湾视察。初到台湾时,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不久,它长久遭受日本军阀的苛政压制、剥削,民不聊生,生活条件极差,各方面都十分落后。玉彬因此决定离台返沪。就在郭棣棠行将前往台湾之际,玉彬由台湾打来电报,说她“即返沪”,郭因此放弃了机会,二人从此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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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谁都以为到台湾是“暂避”,不久就可重返家园。当时桂籍的一些会俄语、思想左倾的朋友,也极力劝我们留下来。而就我们而论,去台湾的意愿并不太强烈,只是出于本能的惰性,一味依赖立法院,加上对地处热带的宝岛充满好奇心,我更是天真,只是向往台湾的香蕉、菠萝和海水、阳光。更有诱惑力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桐荪一家、易国瑞夫妇和孩子们、丁志伦、孙运璿都已到了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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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的台湾行差点泡了汤。五月,处处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我们决定去游一趟闻名已久的杭州。把次子留在上海,请佣人照顾,我们带着长子博比到了杭州。西湖名胜一览无遗,流连忘返,直到桂籍遇一熟人,他告诉我们,立法院已开始运送留沪立委到台湾,且因战事逼近,京、沪告急,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下午即将停开。我们马上冲到火车站,挤上火车,返回上海,一打听,我们已误了规定的行期。第二天清晨我们赶到机场,试探能不能破例让我们搭乘后离的立法院包机,这是最后机会了。很幸运,我们全家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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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虽然已将重要档案及眷属迁往台湾,但是院会在广州召开,所以桂籍和其他立法委员随后又有机会,都由台湾飞到广州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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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接收,年轻长春市长夫人(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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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抱博比与我(左三左四),中立者是丁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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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京,宇立不及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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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籍、桂云(前排左二左三)探望时任中央电检处长杜桐荪威莉夫妇(前排右一右四),我在前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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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初到沈阳市,一家三口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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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沈阳市区广场,此时博比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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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天在长春,此时我已怀宇立数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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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四辑 宝岛年华(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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