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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籍抱博比与我(左三左四),中立者是丁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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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京,宇立不及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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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籍、桂云(前排左二左三)探望时任中央电检处长杜桐荪威莉夫妇(前排右一右四),我在前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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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初到沈阳市,一家三口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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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沈阳市区广场,此时博比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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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天在长春,此时我已怀宇立数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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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第四辑 宝岛年华(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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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履斯土,物资匮乏,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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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直飞台湾台北,航程不过一个多小时,但心理上觉得十分遥远和陌生,心情也紧张不安。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次是“避难”,而不是“逃难”,用不了多时,我们就可以返回家乡。机舱里坐满了面带忧虑、沉默不语的立法院同仁和他们的眷属。桂籍抱着博比,我怀拥次子。按照规定,每人只准带15公斤的行李。我们临行前匆忙塞进衣箱的,是一些婴儿用品。经连年战乱,过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一只一两重的金手镯,是我离开长春时,用中央社长春分社发给我的几个月薪水购买,作为纪念的。手镯上特意刻上了年、月、日和长春字样。现在,这只手镯我送给了次子宇立作纪念,那时我怀他已有五六个月了。还有一块一两重的金块,这就是我们到台湾时的全部家当了。那金块我们后来送给杨庆和张西箴,作为他们结婚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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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缓慢地降落在台湾全岛唯一的台北松山机场,这是1949年5月初。地处亚热带的台湾天气闷热,走出机场,只见远处的林木青翠,几棵瘦高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随风摇曳,水田绵延,水牛漫步其中,长腿白鸬鹚相伴相随,这等景色在大陆从未见过。进了市区,市面萧条,偶尔有几辆老式人力车驶过身旁,车身高窄,轮子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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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及同机来的同仁,被立法院负责接待的人员接到市区重庆南路,给安置在一座临街旧式楼房的二、三楼。这楼房的底层是商店,招牌上有“华侨肥皂”等字样。空旷的二、三楼,则用木板分隔为一间间小房,给每家分一间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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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隔壁,和我们一样有两个儿子,十岁左右。孩子的母亲王隽英也是立法委员。多年后王隽英的长子丁肇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携家带眷住在这里,实在太不方便了。没有多久,我们就迁到丁志伦处。她比我们先到台湾,任职台湾粮食局,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杭州南路和中正路(后来改名为忠孝东路)口的公家临时宿舍。这是一座木造大仓库,她一家住在仓库屋顶下,院子里一道窄窄的木楼梯直通到住处。仓库顶空间很大,四周堆着木料和杂物。屋顶中央呈半圆形,也很高,向四周倾斜下来。丁志伦在离墙壁和楼梯口不远处,用木板作间隔,放上竹床和竹椅凳,木墙上挖开的洞当窗户,光线还好。丁志伦让我们学她的样,在离她的隔间不远处,也用木板围起一个地方当住所。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送来木桌和四把木椅,我们自己买了竹床。志伦原来就请了一位“欧巴桑”,白天帮她做饭和照顾孩子。我们就搭伙一起吃饭,共同负担伙食费和其他开销。每天一大早,欧巴桑就由家中过来,先在院中生煤球炉子,烧开水,煮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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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四弟复善也乘立法院的包船,从上海到了基隆港口。我们把他接来以后,他也在仓库屋顶一角用木板搭了床,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随船带来了较笨重的实用物件——一个纸箱盛着我从沈阳地摊淘来的数十件日本瓷器。到现在,我们在台北的家还保存十多件。另外一箱装着手摇式大喇叭留声机和不少俄语音乐唱片。还带来一台体积不大、但很重的德国西门子电风扇,是二弟复钧在沈阳买来送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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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人口只有六百万,生产仍处于停顿状态。从大陆撤退的军民大量涌来,到处充满战乱避难的景象,物资匮乏,市面冷冷清清,连最基本的日用品如牙膏、牙刷、洗面皂等也难买到,只好用盐代替牙膏。次子喝的奶粉,也全是玉彬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美国军用五磅装。物质生活的窘迫,对来“避难”的我们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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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台之前两年(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这是严重的历史悲剧。我们到达之后,事件所造成的伤痛和阴影尚未平复愈合,居民对外省人并不欢迎,彼此很少来往,更不可能交友或通婚。明显的例子,如外省籍主妇必到外省人开的商店或摊档购物,对本地人的菜摊则不屑一顾。外省籍的子女多送到外省籍老师多的学校或班级,像台北女师附属小学、私立复兴、再兴、静心小学或幼稚园。服装方面,外省来的男女,穿西装、旗袍、丝袜、皮鞋;而本地人因要适应炎热的气候,穿着随便,短裤、背心,或放在裤子外面的敞领“香港衫”,赤脚穿木屐或拖鞋。居住方面,本地人多半住日式木造平房,纸窗竹户,屋内全铺“榻榻米”,浴厨也非常简陋。一进屋门就要脱鞋子或木屐,赤脚进入榻榻米房间。初来的我们对这项习俗难以习惯,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进餐更难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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