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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中央社”的工作后，我曾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过一年多，1953年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那年代，经济窘迫，环境简陋，我除了当朝九晚五、忙碌刻板的公务员，还要处理家务，管教子女，尚能与画结缘，学习数十年不断，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容易。清楚记得，那时家中有一张放在榻榻米上的四方木桌，桌脚下垫了四块薄木片，以免压坏榻榻米。这张木桌的功用可真繁多！每日三餐，作全家人的饭桌，孩子们做功课靠它，桂籍批阅公文、写演讲稿、写信也靠它。孩子们入睡后，夜深人静时，它才是我的画桌。我的画具一向力求简单，够用就好。除了每月缴学画的学费外，没有余钱买画册作参考，也买不起较贵的笔、墨、纸和颜料。我倚仗的，无非是从小养成的独立自主的个性、战争逃难期间艰难困苦的磨炼，越是在逆境，我越是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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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春起，蒋介石的夫人蒋宋美龄女士向黄君璧老师学国画山水，黄老师在画坛的影响力更大。他除了在师大美术系敎书外，到他家求教的学生也大增，几十年下来，他的学生加上学生的学生，人数的总和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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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陆渡海的三位艺术家——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在美术史上更是传统和创新兼擅的巨匠。黄君璧老师的画风平易，为一般人所喜爱和接受，却一点也不媚俗。他注重写生，功力扎实、敦厚，长于山泉、瀑布和云海泼墨。黄老师从来不随便批评别的画家，只欣赏别人作品的优点。他不但收藏历代名人的画作，也收藏许多现代画家的作品，他对古画真伪的鉴别能力极高，我们在“白云堂”画室上课时，他常取出收藏的作品，为我们讲解，供我们参考，使我们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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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的画室取名为“白云堂”，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取“白云思亲”之意。我曾受桂籍的好友杜桐荪之托，把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幅家传明代大家唐寅（唐伯虎）的山水画和一幅孙运璿家收藏的清代吕纪花鸟立轴画，拿去请黄老师代为鉴别，老师经仔细研究，最后肯定全是赝品，为此杜、孙两人颇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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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出乎意料，我在六百余人的参展作品中，名列第二名。黄君璧老师是第一位以电话通知我的人，他连连表示：“实在太不容易了，差一点点就可拿到第一名！”他很高兴，以我为荣。他还告诉我，第一名是苏峰男，美专艺校毕业，主修国画，现任艺专助教。颁奖仪式隆重简单，由“教育部长”主持，在省立博物馆大厅举行。现场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教育部长”罗云平先生是东北人，桂籍的旧识，见到我领奖，颇感意外，欣然将奖状、奖品递到我手中，说：“大嫂！怎么会是你呢？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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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在台湾画坛有了一些地位，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山纪念馆等单位举办联展或国外巡回展览，都邀我参加。这些馆出版的月刊、季刊、年刊或请柬，都按时寄给我，并推荐我加入“中国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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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即1964年，台北省立博物馆举行“白云堂师生国画欣赏会”，展出作品140幅，并出版《白云堂师生画集》。1967年全台文化、新闻、艺术团体为庆贺黄君璧先生七十大寿及国画创作五十年，将“画坛宗师”匾额赠送给他。这块金字匾额，一直高悬在“白云堂”画室内画桌后方的墙壁上。黄君璧老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前驱和实践家，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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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老师于1971年辞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及美术系主任的职务，同时也停止了在家中教课。不过，他和老学生的联系不断。我和黄老师及师母数十年来，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去探望他们，看老师画画，或将新作拿去请老师指教。有两次出国到欧洲及菲律宾旅游，我都邀师母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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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0年自台湾银行退休后，也是在黄老师的鼓励下，才开始在家中教授国画山水的。我还经常带领我的学生，带着她们的画作，到黄老师家，请他指正，并要求学生注意观摩他示范时挥毫的技巧和笔墨的运用。学生们都以“太老师”“太师母”称呼，黄老师和师母听了总是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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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退休后的20余年，创作力仍甚旺盛，在岛内各地和韩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个展并应邀讲学。黄老师生平自奉俭朴，但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为热心，捐款从不落人后。他生前订下计划——在他九十大寿那年，日夜赶工，画“小品”一百幅，举行义卖展，所得新台币五百万元，全数捐给中视“爱心”专户，购买救护车12辆，分赠给孤儿院及老人院。92岁时，他在香港举行国画义展，得款二百余万港币，捐给东华三院，并将半生收藏的20余幅古字画和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数十幅，分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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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云堂”的弟子们，差不多每人都拥有恩师赠送的“小品”画作，件数与学画年月成比例。每年岁末，老师必定赶工画“小品”，拿来做送给弟子们压岁的红包。我将30余年来老师赠送的“红包”辑集成册（十二幅一册），分送给我的三个子女，作为传家宝。黄老师老年患有心脏病，93岁时因肺炎引发并发症，于1991年10月29日遽尔离世，门生们悲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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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做发起人，邀请“白云堂”的女画友14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妇女画会——拾趣画会。每月于公职及家务之余，定期举行雅集，挥毫论艺，以绘事相勉。两年后的1959年，台湾中南部发生水灾，“白云堂”师生举行了救灾画展，得款15万新台币，全数捐付救灾。九年后，“拾趣画会”于1966年首次在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画廊举行联合画展，参加展出的会友有：王化民、刘衡静、闵湘、李运庄、徐莹、郝冠芳、邝书民、陈晓菁、徐行之、盛元芳、袁行廉、张一冰、于滋泓、张郁廉，轰动一时。新闻界赞誉为“把艺术带进家庭，有转移社会风气之功”。再六年，诸友各献佳作数幅，于1972年精印成集，名为《拾趣画集》，请黄君璧老师写序文，以资纪念。拾趣画会成立50年来，诸友之作虽未达登峰造极之境，然亦已得点墨成趣之意，咸认为系艺林盛事。如今，黄君璧老师和容羡余师母均已弃世，会友多人已作古，存世者不及半数，都已到耄耋之年，较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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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四 在台湾三年，我们第六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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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1952年下半年，在杭州南路和钟、张两家合租的房子里，三家人同住了两年多。因我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请了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子协助做家务，要给她提供住处。孩子们也渐渐长大，这狭小的空间，容纳不下一大家人，只好另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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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摇摇晃晃地学步的次子，手里拿着装满牛奶的玻璃杯，从铺着榻榻米的过道摔到浴室的水泥地上，把左眼下边的脸颊割伤，血流不止。桂籍和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外科医生，那时连电话也没有，急忙用毛巾按住伤口，抱着老二坐上停在巷口的人力车，请车夫载我们到住在长安东路的孙运璿家。不巧，孙家夫妇都外出，只有二姐孙慕贞在家，她带着我们到他们家斜对面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医生说孩子的伤势不轻，但他只能在伤口上敷上一些消炎粉。他介绍另外一位外科医生。我们又乘来时坐的人力车，到万华一带找到那位只动大手术、不做小手术的外科医生，他勉强答应，为还在流血的次子缝合伤口。手术的结果并不理想，疤痕明显地留在面颊上，所幸宇立长大后戴眼镜，把疤痕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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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杭州南路时，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名叫杨庆。他操南方口音，足蹬一双美军用短腰皮靴，见了面就向桂籍说：“孙市长，我一直在找机会，要当面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当时不是您的帮助，我绝不可能逃离长春市！”从此他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常常陪博比、老二玩，有时在我们家过夜，和复善弟睡在阁楼上。后来桂籍介绍他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他和张西箴小姐结婚，我们代表他的家长当主婚人。他为人聪明、勤奋，投资股票赚了不少钱。他们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全家很早就移居美国了，到现在和我还有联系，这是难得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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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三年多，我们第六次搬家——从杭州南路搬到爱国东路26号，终于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那是1952年年底。一栋20多坪大的木造日式平房，独门独户，前后有小院，但紧靠着左右邻居。这栋房子原属于陈婉若，她是“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的女儿，桂云和我的旧识。她服务的“中央银行”给她分配了宿舍，所以把爱国东路的私宅出售。临大街的小院，以竹篱围成，大门也是竹做的，院内，一棵扶桑树开的大红花朵，有如笑脸。在大陆似乎少有开大红花朵的花树（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但记得小时候瓦娃讲故事，提到过一个小女孩采到一朵稀有的大红花，花给她带来了好运气。那个时代的爱国东路像台北其他街道一样，路面狭窄，路旁一栋栋日式平房密集连接，我家对面是联勤总部（现改建为“中正纪念堂”），高围墙内面积广阔，大门前有警卫日夜站岗，给人严肃神秘之感。入夜，街道两旁的路灯在木杆上发出暗淡的光。隔壁陈姓邻居家的三个孩子，每晚赤膊坐在路灯下，一边做功课，一边乘凉，他们也是从大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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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对新居都有好感，也有了长住的心理准备。房子虽然不大，但样样俱全。进门处有一小玄关，可以放鞋，挂衣帽，放伞和手杖。拉开左边的纸门，是两间相连的房间，一小一大，都铺着榻榻米，以纸门隔开。小间临大街，有窗户对着前院，做了客厅，放上四把用粗麻绳编织成底座和靠背、有木扶手的椅子和两个小茶几，还挂了一幅画。大间有壁橱，是一家四口的卧室，拉开后边的纸门，隔着走廊，是两扇开向后院的玻璃门。走廊左角是一间厕所，仅容一人，蹲式白瓷便盆，旁边放着水桶，使用后，舀水冲洗，便盆下边的粪坑，每周有专人来倾倒清洗。我们买了改良式带洞木凳，供坐着如厕，不必蹲着，其他的就无法改善了。玄关前方右边，是一条铺地板的长廊，沿着左边两间榻榻米房间的墙壁，直通小厨房，并与后边走廊相接。饭桌放在长走廊尽头。迁居后不久，我们把厨房改做浴室，买了洗澡盆、脸盆及洗脸架，洗澡、洗脸时得把一桶桶水倒进去。厨房则移到新搭建的靠后墙小屋，上边再加盖一间，供女佣住宿，以活动木梯上下，给复善弟买的竹床也放在廊子上。后院还有小巷子，绕过别人的后院，通向大街。迁居不久后，我们把临爱国东路的竹围墙和竹大门拆掉，改成砖墙和木门，顿时焕然一新。但我们的负担加重了，修房子的所有开销，都用桂籍向华南银行拿到的信用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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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属于好学区，去女师附小只要步行五分钟，离建国中学和北一女中也不远，有名的南门菜市场坐落在邻街罗斯福路上。与我们亦师亦友的“立法委员”王兆民（墨林）和太太住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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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1952年到1958年，在爱国东路26号住了整整六年。一切就绪后，全家生活步入正轨，长子宇同原来就读的女师附属小学离新居很近，减少了接送和赶时间的麻烦。他读小学三年级，学业成绩一直领先，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次子宇立已四岁，每晨由复善弟去工专上课之前，骑脚踏车先送他到和平东路私立再兴幼稚园。桂籍到“立法院”开会，我仍到“联合国同志协会”上班，家中请到一位健壮、笑口常开的客家籍女孩帮做家务。桂籍40岁生日是在新居里过的，王大哥、王大嫂（王兆民夫妇）也来参加，送来一只公鸡和一条活的大鲤鱼。公鸡养在后院内，每天天初亮就喔喔啼叫，吵得四邻不得安宁，只好送了出去。大鲤鱼养在缸中，孩子们很兴奋，忙着喂食，这样一来，全家就无处洗澡了，又不忍心把鱼吃掉。没想到，几天后，鲤鱼由澡盆中跳出，落在水泥地上摔死了，宇同、宇立两兄弟难过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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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了近两年的“联合国同志协会”是民间组织，只有几个人上班，工作量少，也不固定，我一直想换工作。但大陆来了这么多人，僧多粥少，找工作谈何容易。可是家中开销日增，桂籍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我不能不外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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