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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在台湾画坛有了一些地位，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山纪念馆等单位举办联展或国外巡回展览，都邀我参加。这些馆出版的月刊、季刊、年刊或请柬，都按时寄给我，并推荐我加入“中国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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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即1964年，台北省立博物馆举行“白云堂师生国画欣赏会”，展出作品140幅，并出版《白云堂师生画集》。1967年全台文化、新闻、艺术团体为庆贺黄君璧先生七十大寿及国画创作五十年，将“画坛宗师”匾额赠送给他。这块金字匾额，一直高悬在“白云堂”画室内画桌后方的墙壁上。黄君璧老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前驱和实践家，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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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老师于1971年辞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及美术系主任的职务，同时也停止了在家中教课。不过，他和老学生的联系不断。我和黄老师及师母数十年来，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去探望他们，看老师画画，或将新作拿去请老师指教。有两次出国到欧洲及菲律宾旅游，我都邀师母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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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0年自台湾银行退休后，也是在黄老师的鼓励下，才开始在家中教授国画山水的。我还经常带领我的学生，带着她们的画作，到黄老师家，请他指正，并要求学生注意观摩他示范时挥毫的技巧和笔墨的运用。学生们都以“太老师”“太师母”称呼，黄老师和师母听了总是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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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退休后的20余年，创作力仍甚旺盛，在岛内各地和韩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个展并应邀讲学。黄老师生平自奉俭朴，但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为热心，捐款从不落人后。他生前订下计划——在他九十大寿那年，日夜赶工，画“小品”一百幅，举行义卖展，所得新台币五百万元，全数捐给中视“爱心”专户，购买救护车12辆，分赠给孤儿院及老人院。92岁时，他在香港举行国画义展，得款二百余万港币，捐给东华三院，并将半生收藏的20余幅古字画和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数十幅，分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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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云堂”的弟子们，差不多每人都拥有恩师赠送的“小品”画作，件数与学画年月成比例。每年岁末，老师必定赶工画“小品”，拿来做送给弟子们压岁的红包。我将30余年来老师赠送的“红包”辑集成册（十二幅一册），分送给我的三个子女，作为传家宝。黄老师老年患有心脏病，93岁时因肺炎引发并发症，于1991年10月29日遽尔离世，门生们悲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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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做发起人，邀请“白云堂”的女画友14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妇女画会——拾趣画会。每月于公职及家务之余，定期举行雅集，挥毫论艺，以绘事相勉。两年后的1959年，台湾中南部发生水灾，“白云堂”师生举行了救灾画展，得款15万新台币，全数捐付救灾。九年后，“拾趣画会”于1966年首次在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画廊举行联合画展，参加展出的会友有：王化民、刘衡静、闵湘、李运庄、徐莹、郝冠芳、邝书民、陈晓菁、徐行之、盛元芳、袁行廉、张一冰、于滋泓、张郁廉，轰动一时。新闻界赞誉为“把艺术带进家庭，有转移社会风气之功”。再六年，诸友各献佳作数幅，于1972年精印成集，名为《拾趣画集》，请黄君璧老师写序文，以资纪念。拾趣画会成立50年来，诸友之作虽未达登峰造极之境，然亦已得点墨成趣之意，咸认为系艺林盛事。如今，黄君璧老师和容羡余师母均已弃世，会友多人已作古，存世者不及半数，都已到耄耋之年，较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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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四 在台湾三年，我们第六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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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1952年下半年，在杭州南路和钟、张两家合租的房子里，三家人同住了两年多。因我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请了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子协助做家务，要给她提供住处。孩子们也渐渐长大，这狭小的空间，容纳不下一大家人，只好另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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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摇摇晃晃地学步的次子，手里拿着装满牛奶的玻璃杯，从铺着榻榻米的过道摔到浴室的水泥地上，把左眼下边的脸颊割伤，血流不止。桂籍和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外科医生，那时连电话也没有，急忙用毛巾按住伤口，抱着老二坐上停在巷口的人力车，请车夫载我们到住在长安东路的孙运璿家。不巧，孙家夫妇都外出，只有二姐孙慕贞在家，她带着我们到他们家斜对面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医生说孩子的伤势不轻，但他只能在伤口上敷上一些消炎粉。他介绍另外一位外科医生。我们又乘来时坐的人力车，到万华一带找到那位只动大手术、不做小手术的外科医生，他勉强答应，为还在流血的次子缝合伤口。手术的结果并不理想，疤痕明显地留在面颊上，所幸宇立长大后戴眼镜，把疤痕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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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杭州南路时，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名叫杨庆。他操南方口音，足蹬一双美军用短腰皮靴，见了面就向桂籍说：“孙市长，我一直在找机会，要当面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当时不是您的帮助，我绝不可能逃离长春市！”从此他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常常陪博比、老二玩，有时在我们家过夜，和复善弟睡在阁楼上。后来桂籍介绍他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他和张西箴小姐结婚，我们代表他的家长当主婚人。他为人聪明、勤奋，投资股票赚了不少钱。他们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全家很早就移居美国了，到现在和我还有联系，这是难得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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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三年多，我们第六次搬家——从杭州南路搬到爱国东路26号，终于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那是1952年年底。一栋20多坪大的木造日式平房，独门独户，前后有小院，但紧靠着左右邻居。这栋房子原属于陈婉若，她是“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的女儿，桂云和我的旧识。她服务的“中央银行”给她分配了宿舍，所以把爱国东路的私宅出售。临大街的小院，以竹篱围成，大门也是竹做的，院内，一棵扶桑树开的大红花朵，有如笑脸。在大陆似乎少有开大红花朵的花树（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但记得小时候瓦娃讲故事，提到过一个小女孩采到一朵稀有的大红花，花给她带来了好运气。那个时代的爱国东路像台北其他街道一样，路面狭窄，路旁一栋栋日式平房密集连接，我家对面是联勤总部（现改建为“中正纪念堂”），高围墙内面积广阔，大门前有警卫日夜站岗，给人严肃神秘之感。入夜，街道两旁的路灯在木杆上发出暗淡的光。隔壁陈姓邻居家的三个孩子，每晚赤膊坐在路灯下，一边做功课，一边乘凉，他们也是从大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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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对新居都有好感，也有了长住的心理准备。房子虽然不大，但样样俱全。进门处有一小玄关，可以放鞋，挂衣帽，放伞和手杖。拉开左边的纸门，是两间相连的房间，一小一大，都铺着榻榻米，以纸门隔开。小间临大街，有窗户对着前院，做了客厅，放上四把用粗麻绳编织成底座和靠背、有木扶手的椅子和两个小茶几，还挂了一幅画。大间有壁橱，是一家四口的卧室，拉开后边的纸门，隔着走廊，是两扇开向后院的玻璃门。走廊左角是一间厕所，仅容一人，蹲式白瓷便盆，旁边放着水桶，使用后，舀水冲洗，便盆下边的粪坑，每周有专人来倾倒清洗。我们买了改良式带洞木凳，供坐着如厕，不必蹲着，其他的就无法改善了。玄关前方右边，是一条铺地板的长廊，沿着左边两间榻榻米房间的墙壁，直通小厨房，并与后边走廊相接。饭桌放在长走廊尽头。迁居后不久，我们把厨房改做浴室，买了洗澡盆、脸盆及洗脸架，洗澡、洗脸时得把一桶桶水倒进去。厨房则移到新搭建的靠后墙小屋，上边再加盖一间，供女佣住宿，以活动木梯上下，给复善弟买的竹床也放在廊子上。后院还有小巷子，绕过别人的后院，通向大街。迁居不久后，我们把临爱国东路的竹围墙和竹大门拆掉，改成砖墙和木门，顿时焕然一新。但我们的负担加重了，修房子的所有开销，都用桂籍向华南银行拿到的信用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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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属于好学区，去女师附小只要步行五分钟，离建国中学和北一女中也不远，有名的南门菜市场坐落在邻街罗斯福路上。与我们亦师亦友的“立法委员”王兆民（墨林）和太太住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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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1952年到1958年，在爱国东路26号住了整整六年。一切就绪后，全家生活步入正轨，长子宇同原来就读的女师附属小学离新居很近，减少了接送和赶时间的麻烦。他读小学三年级，学业成绩一直领先，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次子宇立已四岁，每晨由复善弟去工专上课之前，骑脚踏车先送他到和平东路私立再兴幼稚园。桂籍到“立法院”开会，我仍到“联合国同志协会”上班，家中请到一位健壮、笑口常开的客家籍女孩帮做家务。桂籍40岁生日是在新居里过的，王大哥、王大嫂（王兆民夫妇）也来参加，送来一只公鸡和一条活的大鲤鱼。公鸡养在后院内，每天天初亮就喔喔啼叫，吵得四邻不得安宁，只好送了出去。大鲤鱼养在缸中，孩子们很兴奋，忙着喂食，这样一来，全家就无处洗澡了，又不忍心把鱼吃掉。没想到，几天后，鲤鱼由澡盆中跳出，落在水泥地上摔死了，宇同、宇立两兄弟难过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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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了近两年的“联合国同志协会”是民间组织，只有几个人上班，工作量少，也不固定，我一直想换工作。但大陆来了这么多人，僧多粥少，找工作谈何容易。可是家中开销日增，桂籍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我不能不外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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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五 如我所愿——志在必得的求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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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很凑巧。有一天，我到哈尔滨同乡崔宏道家中做客。崔的丈夫李绍荣在台湾银行工作，他们住的宿舍在广州街，是台银分配的，一幢两层木造楼房，共四户人家。李家住楼上，一厅两房，厨厕齐全，厕所内有抽水马桶、沐浴缸和洗脸盆架。以水泥墙隔间的房间方正舒适，每间房都铺上地板，带玻璃窗，光线明亮，空气流畅，前门开向广州街，后门通爱国西路。这种木楼全院落内共有五栋，格局相同，是由从大陆迁来的“扬子建筑公司”设计和建造的。住着20个家庭，都是台湾银行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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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进李家，眼前一切，使我顿生熟悉、安适的感觉，这是我一直向往的住所啊！我更喜欢这大环境，可算闹中取静，是台北文化教育中心地带，台北最繁华的西门町、万华、衡阳街都距离不远，“总统府”和隔壁并立的台湾银行总行，步行十分多钟即到达。台北有名的植物园及历史博物馆、艺术馆、科学馆、“中央图书馆”都在近旁。最有名气的小学和初中，如南门小学、初中在台银宿舍对面，离女师附小、老松小学、私立静心幼稚园及小学也不远。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女子师专全都在附近，孩子们以后就读太方便了。我离开李家后，暗中决定：我一定要到台湾银行工作，然后争取住进这里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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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目标，就有了希望，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返家后和桂籍商量，得知当时台银总经理是东北同乡王钟先生，桂籍认识他，但不愿也不方便为自己的太太说情。次日我带着履历表、证件等，给王大哥（王墨林）看，请他代我打听到台湾银行工作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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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言九鼎的王大哥特别推荐，问题顺利解决。我于1953年11月到台湾银行人事室报到，职位是“办事员”即行员，底薪180元（当时大学毕业生入台银工作的起薪是130元），和我离开“中央通讯社”时的底薪260元相比，是低了一大截。但我自己所学与银行业务完全没有关系，再加上自己到台银工作“另有目的”，所以不去计较。好在我被派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资料科，资料科附设小型图书馆，我可以接触和经济、财政、金融有关的书籍、杂志以及每日发行的国内外中英文报纸，倒也既符合我的兴趣，也可发挥所长。就为了这些原因，我在台湾银行心无旁骛地服务了27个年头（从1953年到1980年），即从39岁做到66岁退休为止。职位也由办事员升到副科长、科长、三等专员、二等专员、一等专员、研究员（当时全台银女性研究员只有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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