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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当舆论领袖这个神圣而带有光芒的角色时，注定他们承受更多的磨难、经历更多的艰辛、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在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们是纯粹的、独立的报人、出版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公知。他们的行动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他们的信念只为与心中的理想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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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位舆论领袖有限的文字叙述中，我力图为大家展现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自由撰稿人余世存说：“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不管过往的社会评价是怎样，我希望通过一些细节的描摹，让一个曾经生动的个体在您的面前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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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作为纸质媒体的书籍和报刊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让渡，也许，中国的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杰出的纸质出版人和报人，但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作为知识界人士的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精神不可丢弃，只要精神长存，我们的心灵家园就会安宁、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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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丹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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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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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一章 张元济：昌明教育生平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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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在清政府做官，戊戌变法后离开官场从事出版事业，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声望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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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多位民主人士同游天坛。期间，毛向一位八旬老人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这位老人一一应答。回到家中后，老人对儿子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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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在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召见的老人就是张元济，变法失败后，他离开官场，从事出版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他所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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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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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有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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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祖籍浙江海盐，出生在广州。他的父亲张森玉是海盐的一个秀才，但可惜没有中举，于是选择了捐纳的路。所谓捐纳，就是花钱买官，这在清朝晚期比较普遍。因为当时国库空虚，而朝廷要维持场面，卖官鬻爵也便成为常态。捐纳之后，张森玉到广州当了一个小官，在那里生下张元济等五个孩子，所以张元济会说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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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岁的时候，张元济才回到海盐准备童生考试。1884年春天，张元济和他哥哥双双中了秀才。那个年代，考取功名自然是读书人的首选，张元济也不例外，为了学业精进，张家还出钱请家教辅导他。五年后，22岁的张元济到杭州参加乡试。由于这一年光绪大婚、亲政，特开恩科，等于是增加了一次考试，结果张元济高中举人，同时登榜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名人、也是他好友的蔡元培、汪康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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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完了，还得进京赶考，张元济是个考试高手，轻松中得进士，同科进士中也有蔡元培，可见两人渊源之深。随后，年轻的张元济点了翰林，成为庶吉士，入馆学习。这样，张元济顺利地踏上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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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稳稳地做官也是条不错的路子，但是清朝末年，时局已经开始动荡。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给张元济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虽然张元济无法做到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激进，也没有参加“公车上书”，但这个原本循规蹈矩的六品官员内心已倾向维新、学习西学。他意识到必须让更多的人学习掌握新知识，国家才有救。而他自己也在年近30岁的时候努力学英文，阅读西方的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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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8月，张元济参加总理衙门的考试，当上总理衙门章京。在任上，他做的三件事都体现出他把点点滴滴的工作落实到维新上。这三件事是：进书、分报和办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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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官员们大多不爱看西方的书籍，张元济涉猎较广，希望将更多介绍西方文化的书购入，并做一些推介工作。当时上海是维新变法以及舆论传播的中心，梁启超、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很有影响力，张元济便与梁、汪多有联络。此外，他还承担了在京中分派报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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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时年30岁的张元济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所谓西学堂，当然是以西学为主，张元济想把学堂的教学重点放在英文和数学方面。后来，为了获得官方认可，同时也为了筹款方便，学堂名字改为“通艺学堂”。首批学生里有林旭、叶景葵等。林旭是“戊戌变法”死难的“六君子”之一；叶景葵后来成为张元济的好友，也是一个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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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的官场生涯中，值得书写的还有一笔：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怎么知道张元济呢？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两天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上奏折“密保维新救时之才……委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徐在《密保人才折》中推荐了五人：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他对张元济的推荐语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立即命康、张两人于6月16日预备召见。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亮，张元济和荣禄、康有为以及两位外省知府在西苑等待光绪召见。几个人依次觐见，两位知府和康有为出来后，光绪宣召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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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别无他人，唯君臣二人相对。作为一个职务不高的官员，张元济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直到晚年回想这件事，张元济依然有知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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