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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在清政府做官,戊戌变法后离开官场从事出版事业,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声望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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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多位民主人士同游天坛。期间,毛向一位八旬老人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这位老人一一应答。回到家中后,老人对儿子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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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在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召见的老人就是张元济,变法失败后,他离开官场,从事出版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他所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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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有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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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祖籍浙江海盐,出生在广州。他的父亲张森玉是海盐的一个秀才,但可惜没有中举,于是选择了捐纳的路。所谓捐纳,就是花钱买官,这在清朝晚期比较普遍。因为当时国库空虚,而朝廷要维持场面,卖官鬻爵也便成为常态。捐纳之后,张森玉到广州当了一个小官,在那里生下张元济等五个孩子,所以张元济会说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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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岁的时候,张元济才回到海盐准备童生考试。1884年春天,张元济和他哥哥双双中了秀才。那个年代,考取功名自然是读书人的首选,张元济也不例外,为了学业精进,张家还出钱请家教辅导他。五年后,22岁的张元济到杭州参加乡试。由于这一年光绪大婚、亲政,特开恩科,等于是增加了一次考试,结果张元济高中举人,同时登榜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名人、也是他好友的蔡元培、汪康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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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完了,还得进京赶考,张元济是个考试高手,轻松中得进士,同科进士中也有蔡元培,可见两人渊源之深。随后,年轻的张元济点了翰林,成为庶吉士,入馆学习。这样,张元济顺利地踏上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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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稳稳地做官也是条不错的路子,但是清朝末年,时局已经开始动荡。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给张元济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虽然张元济无法做到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激进,也没有参加“公车上书”,但这个原本循规蹈矩的六品官员内心已倾向维新、学习西学。他意识到必须让更多的人学习掌握新知识,国家才有救。而他自己也在年近30岁的时候努力学英文,阅读西方的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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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8月,张元济参加总理衙门的考试,当上总理衙门章京。在任上,他做的三件事都体现出他把点点滴滴的工作落实到维新上。这三件事是:进书、分报和办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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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官员们大多不爱看西方的书籍,张元济涉猎较广,希望将更多介绍西方文化的书购入,并做一些推介工作。当时上海是维新变法以及舆论传播的中心,梁启超、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很有影响力,张元济便与梁、汪多有联络。此外,他还承担了在京中分派报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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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时年30岁的张元济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所谓西学堂,当然是以西学为主,张元济想把学堂的教学重点放在英文和数学方面。后来,为了获得官方认可,同时也为了筹款方便,学堂名字改为“通艺学堂”。首批学生里有林旭、叶景葵等。林旭是“戊戌变法”死难的“六君子”之一;叶景葵后来成为张元济的好友,也是一个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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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的官场生涯中,值得书写的还有一笔: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怎么知道张元济呢?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两天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上奏折“密保维新救时之才……委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徐在《密保人才折》中推荐了五人: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他对张元济的推荐语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立即命康、张两人于6月16日预备召见。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亮,张元济和荣禄、康有为以及两位外省知府在西苑等待光绪召见。几个人依次觐见,两位知府和康有为出来后,光绪宣召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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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别无他人,唯君臣二人相对。作为一个职务不高的官员,张元济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直到晚年回想这件事,张元济依然有知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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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说,我们如果派人去云南,要两个月才能走到;而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可以到。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交涉呢?跪在殿下的张元济面对思考着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皇帝,只能说一些宽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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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召见的时间并不长,张元济也没有对变法有所建言,但是处境艰难的光绪给张元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因为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帝后两党的矛盾日渐加深。张元济虽不激进,却也同情变法,算是维新运动的边缘人物。他当时劝康有为到南方去办学堂,培养一批新人才,另外也可以缓和紧张的局面,但被康有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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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只维持了百日就告失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张元济虽在外围,也在新党之列。有人劝他赶紧逃命,考虑再三,他选择留下不走。在焦急的等待中,他跑去拜见李鸿章,天真地劝李鸿章对变法作些争取,可能还有转机。后来张元济回忆,李鸿章听罢,“瞠目视余者久之,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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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政变后的迫害没有扩大化。政变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谣言四起,英国领事表示要干预。清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再有什么大的举动,因此,张元济终于没有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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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躲过一劫,但京官是当不成了,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从1892年入京会试,到1898年10月革职离京,将近七年,为官生涯戛然而止,让他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以政治改革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路断了,以文化推动社会变革的想法依然存在张元济的心中。性格宽厚的张元济知道自己并不具备康梁改天换日的勇气,于是决意避走上海,走一条文化启蒙、知识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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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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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后,与维新派沾边的人命运各不相同。张骞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当老师,张元济逢凶化吉,到上海的南洋公学做译书院院长,也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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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洋公学任职,得益于李鸿章。李鸿章本就认为张元济是个人才,而变法后张又不再是政治人物,李鸿章认为更加可用,于是他向实业家盛宣怀推荐了张元济。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正急需人才,而这个工作又符合张元济以西学开启民智的想法,所以对他的吸引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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