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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的官场生涯中，值得书写的还有一笔：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怎么知道张元济呢？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两天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上奏折“密保维新救时之才……委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徐在《密保人才折》中推荐了五人：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他对张元济的推荐语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立即命康、张两人于6月16日预备召见。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亮，张元济和荣禄、康有为以及两位外省知府在西苑等待光绪召见。几个人依次觐见，两位知府和康有为出来后，光绪宣召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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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别无他人，唯君臣二人相对。作为一个职务不高的官员，张元济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直到晚年回想这件事，张元济依然有知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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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说，我们如果派人去云南，要两个月才能走到；而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可以到。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交涉呢？跪在殿下的张元济面对思考着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皇帝，只能说一些宽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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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召见的时间并不长，张元济也没有对变法有所建言，但是处境艰难的光绪给张元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因为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帝后两党的矛盾日渐加深。张元济虽不激进，却也同情变法，算是维新运动的边缘人物。他当时劝康有为到南方去办学堂，培养一批新人才，另外也可以缓和紧张的局面，但被康有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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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只维持了百日就告失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张元济虽在外围，也在新党之列。有人劝他赶紧逃命，考虑再三，他选择留下不走。在焦急的等待中，他跑去拜见李鸿章，天真地劝李鸿章对变法作些争取，可能还有转机。后来张元济回忆，李鸿章听罢，“瞠目视余者久之，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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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政变后的迫害没有扩大化。政变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谣言四起，英国领事表示要干预。清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再有什么大的举动，因此，张元济终于没有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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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躲过一劫，但京官是当不成了，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从1892年入京会试，到1898年10月革职离京，将近七年，为官生涯戛然而止，让他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以政治改革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路断了，以文化推动社会变革的想法依然存在张元济的心中。性格宽厚的张元济知道自己并不具备康梁改天换日的勇气，于是决意避走上海，走一条文化启蒙、知识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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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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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后，与维新派沾边的人命运各不相同。张骞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当老师，张元济逢凶化吉，到上海的南洋公学做译书院院长，也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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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洋公学任职，得益于李鸿章。李鸿章本就认为张元济是个人才，而变法后张又不再是政治人物，李鸿章认为更加可用，于是他向实业家盛宣怀推荐了张元济。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正急需人才，而这个工作又符合张元济以西学开启民智的想法，所以对他的吸引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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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难得的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张元济到译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和老朋友严复取得联系，并出版了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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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院的工作要求张元济会编书，并且和出书的人打交道，这样张元济就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只是世间很多事难以预料，张元济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和商务印书馆有那样深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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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刚步入20世纪，北方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岌岌可危。义和团虽然没有波及上海，但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组建自立会，意在武装起义，推翻清廷。和“戊戌变法”时一样，张元济参加了一些外围活动。自立会的正副会长分别是首位带中国幼童到美国留学的容闳和从北方到上海来避难的翻译家严复，秘书长则是湖南人唐才常。唐才常是谭嗣同的好友，谭死后，唐才常一直为起义的事情奔走。自立会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容闳提议张元济做会计事，但被张元济婉拒，他仍然不愿意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自立会存在时间不长，就因为起义消息泄露而被镇压。唐才常不幸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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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这次没有受到牵连。其时，南洋公学的负责人突然病故，总理校务的工作就暂时落到了张元济身上。一直有改革想法的张元济于是开设“特班”，并且请来蔡元培做班主任。所谓“特班”，意在培养中西合璧的人才。“特班”仅仅办了一届，日后却涌现出众多的名流，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可谓张元济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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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前的张元济认为教育是启蒙思想的最好方式，那么后来他的想法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1902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应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这让他的很多熟人颇为吃惊。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办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令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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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极力挽留他，但张元济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4万万人口，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如此发展下去，国家要亡。张元济认识到，自打政府开展洋务以来，办企业也好，办学堂也好，因为弊端太多，最后成功的并不多，他认为也许走民间办企业的道路会有希望，于是加盟商务印书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决定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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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们两人相识于1899年。当时商务印书馆请人翻译了一批日文书，但是翻译质量很差，卖不出去。夏瑞芳就找到张元济，请他修改译稿，可是稿子改完了还是不能用。由这件事夏瑞芳意识到，商务印书馆得有自己的编译所才行。起初，张元济推荐了蔡元培当编译所所长，后来因为“《苏报》案”蔡元培离开上海，张元济接手了所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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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元济办过学堂，有过教学经历，所以非常清楚在教学过程中教科书的重要性。没有教材、参考书，教学是很困难的事。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开始筹划编写教科书。他所主持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不是最早出版的，却是当时最好的。一经面世，其他书局的儿童读本，都渐渐失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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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选题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如果被大家公认有价值，就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小问题，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该改动改动，该润色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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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张元济主持编印《最新教科书》，发行后，考虑到教师教学的方便，他又编印教学法，相当于现在的教师参考书。这是张元济的首创，受到教师们极大的欢迎。可以说，《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打开了市场。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其中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而商务印书馆就占了5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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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纂教科书，一向对西学抱有兴趣的张元济不忘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及林纾等人翻译的小说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胡适后来回忆自己读商务版的《天演论》时，禁不住夸赞此书给他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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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辞典等工具书，也显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独到眼光，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辞源》。《辞源》1908年开始编纂，用了八年时间完工，行销甚久。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字典》，这些是中国最早自编的外语字典。商务印书馆此时还办了好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不夸张地说，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后，商务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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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看，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的确知人善任。他把张元济从南洋公学挖到商务印书馆是花了高薪的。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薪是100元，而夏瑞芳给张开的月薪是350元，从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效益看，这个开价完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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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刚到上海那几年不同，1904年后，张元济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多起来。这时清政府下诏赦免“戊戌变法”中的罪人，所以张元济当年的“处分”也就拿掉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多么兴奋。他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事务和民众利益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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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张元济参加了保护中国铁路权的“保路运动”，赞成浙江铁路由民间集资自办，反对外国人对中国铁路权的攫取。当时浙江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上海集会，决定自建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选张元济任董事会董事。因为英国方面不肯取消原来的借款协议，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张元济还作为浙路公司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谈判，和奕劻、袁世凯等人谈了一个月，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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