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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极力挽留他，但张元济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4万万人口，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如此发展下去，国家要亡。张元济认识到，自打政府开展洋务以来，办企业也好，办学堂也好，因为弊端太多，最后成功的并不多，他认为也许走民间办企业的道路会有希望，于是加盟商务印书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决定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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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们两人相识于1899年。当时商务印书馆请人翻译了一批日文书，但是翻译质量很差，卖不出去。夏瑞芳就找到张元济，请他修改译稿，可是稿子改完了还是不能用。由这件事夏瑞芳意识到，商务印书馆得有自己的编译所才行。起初，张元济推荐了蔡元培当编译所所长，后来因为“《苏报》案”蔡元培离开上海，张元济接手了所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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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元济办过学堂，有过教学经历，所以非常清楚在教学过程中教科书的重要性。没有教材、参考书，教学是很困难的事。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开始筹划编写教科书。他所主持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不是最早出版的，却是当时最好的。一经面世，其他书局的儿童读本，都渐渐失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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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选题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如果被大家公认有价值，就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小问题，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该改动改动，该润色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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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张元济主持编印《最新教科书》，发行后，考虑到教师教学的方便，他又编印教学法，相当于现在的教师参考书。这是张元济的首创，受到教师们极大的欢迎。可以说，《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打开了市场。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其中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而商务印书馆就占了5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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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纂教科书，一向对西学抱有兴趣的张元济不忘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及林纾等人翻译的小说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胡适后来回忆自己读商务版的《天演论》时，禁不住夸赞此书给他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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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辞典等工具书，也显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独到眼光，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辞源》。《辞源》1908年开始编纂，用了八年时间完工，行销甚久。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字典》，这些是中国最早自编的外语字典。商务印书馆此时还办了好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不夸张地说，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后，商务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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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看，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的确知人善任。他把张元济从南洋公学挖到商务印书馆是花了高薪的。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薪是100元，而夏瑞芳给张开的月薪是350元，从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效益看，这个开价完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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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刚到上海那几年不同，1904年后，张元济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多起来。这时清政府下诏赦免“戊戌变法”中的罪人，所以张元济当年的“处分”也就拿掉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多么兴奋。他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事务和民众利益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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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张元济参加了保护中国铁路权的“保路运动”，赞成浙江铁路由民间集资自办，反对外国人对中国铁路权的攫取。当时浙江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上海集会，决定自建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选张元济任董事会董事。因为英国方面不肯取消原来的借款协议，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张元济还作为浙路公司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谈判，和奕劻、袁世凯等人谈了一个月，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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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国内要求效法日本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强烈起来。清政府算是顺应潮流，一方面派大臣们出洋考察，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学部，专司教育行政。清政府此时想起了张元济，调他回北京做学部官员。张元济在矛盾中北上做官，只可惜这一次为官历程不仅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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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后，张元济在专为学部和外务部储备人才的储才馆任职，不过做得不怎么开心。这期间为官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去国外游历的机会。1908年，他去日本考察，很是开阔了眼界。一个相邻的弹丸小国，其制度、教育水平都明显优于中国，这让张元济很有感触。当然，让他更长见识的还是1910年2月开始的环球游历。这次游历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欧美等国的初等教育和贫民教育，并考察各国的出版事业。张元济走了将近一年，英法德意美日跑了一个遍，国外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职业教育水平都给张元济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写下自己在德国的所见：“在柏林约看学堂有三十余处，实非他国所及，凡剃头、扫街、送信、卖肉之徒，均有特别补习学堂，就其所业而教之。”回国后，已经是辛亥革命前夜，他决意离开清廷回到商务印书馆，并产生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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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古籍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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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10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场到出版巨子的蜕变，确定了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并且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但是随着民国的到来，商务印书馆开始面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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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商务面临着中华书局的挑战。经过多年发展，商务在教科书方面本是一家独大，但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所编的教材显得不合时宜，而后起之秀中华书局所编教材的内容恰恰符合民国政府的需要，这对商务印书馆造成了冲击。不过好在商务的核心人物张元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都曾到海外考察过，能接受新事物，也能转换思想，所以在教科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迅速转向工具书、文史哲书籍、地图、数学书籍等方面，商务的业内老大地位依然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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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件大事。一天傍晚时分，张元济和夏瑞芳忙完公事，从发行所下楼准备回家。张有事回到楼上，夏瑞芳便自行登车要离去，没料到一名刺客突然冲向夏瑞芳开枪，夏当即倒地，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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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的去世，对商务是个重大损失，张元济由此不得不把更多精力花在商务的管理方面。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开始系统出版善本古籍。这是商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意味着张元济不但重视西学的传播，也同样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当时民国新成立，政局还不大稳定的情况下，张元济着手做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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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元济收集图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图书馆建成前，张元济就通过蔡元培的介绍，收了徐友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虽然张藏书不为个人，但久而久之，也获得了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美名。张元济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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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古籍的珍爱还和他的欧洲之行有关。1910年，张元济来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时候，正值敦煌典籍被盗两年。他向图书馆的负责人要求查阅他们收藏的敦煌典籍。在一间密室里，他见到了流失国外的古老文献。他想仔细观看，并抄下目录，以便以后再来翻拍、影印，但是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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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元济没能抄印敦煌典籍，但他却是第一个在海外寻访被劫典籍的中国人。寻访几近湮灭的古籍成为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把这看做为这个灾难频仍的民族续命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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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熔经铸史斋五十多橱的图书入藏，涵芬楼成立。涵芬楼是张元济专为储藏古籍所建的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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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最费心费力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尤其是《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四部丛刊》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力亲为。而其中最难的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还提倡印古书用国产纸，《四部丛刊》初编用纸分为手工连史纸和手工毛边纸两种，张元济估计上海这两种纸不够用，还几次派人到福建和江西去采购。当时手工造纸本已销路困难，如此一来获得了转机，纸价竟然上涨了。当时有人说：“《三都赋》成，洛阳纸贵；《四部丛刊》出版，闽赣纸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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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作为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编成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均远远超过《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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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然后带回上海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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