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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张元济70大寿在即，同人好友想为他做寿。他坚决推辞，只答应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一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而他自己在生日临近时，去了杭州，婉谢大家要做寿的好意，把寄来的礼金礼品悉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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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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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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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战争已经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间流传开来，这本叫《中华民族的人格》的书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舍生取义的故事。书的编写者正是张元济。这本书是他校辑《史记》等古籍的副产品，也是对时势的有感而发。书中记录的故事，如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颂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高洁不屈的人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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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入侵中国，让很多人的人生选择发生巨大的变化，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竟然跑到“伪满洲国”去当总理了。张元济和汪精卫原本有过交往，但后来汪精卫和日本人同流合污，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张元济从此疏远了汪精卫。1941年汪精卫托人将他和妻子陈璧君合写的《双照楼诗集》送给张，张也没有理睬。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元济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或忽视人格，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于是编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小书从1937年到1947年间，共印行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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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张元济没有离开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拒绝与日本的任何合作。因为生活艰难，张元济只能靠卖字为生。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希望找一些有声望的文化人出来撑场面，他们找到张元济的寓所，希望见面商谈。张元济拒不见面，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让儿子下楼把来访的日本军官打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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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如此的乱世当中，张元济也没有停止对文献古籍的保护行动。因为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毁灭，张元济和他的学生叶景葵等人商议创建一座新的图书馆，为那些宝贵的典籍搭建一个新家。作为早年通艺学堂的弟子，已是银行家的叶景葵对办图书馆十分支持，他本人也酷爱藏书，从1939年到1941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建起了合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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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尽管战火不断，尽管古籍散失，张、叶等人还是倾其所有，不仅将所有藏书献出，甚至把所有钱财都献出，只为他们所钟爱的古籍善本。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经藏书22万册，成为一家大图书馆。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全部藏书，而这些藏书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重要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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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后期，局势已经较为明朗。因为商务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党都希望争取张元济。1948年9月，张元济成为中央研究院最年长的院士。次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请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去北平谈判，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中共方面也派人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起初他也没答应。后来，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已成为中共高官的陈云亲自登门邀请，他才“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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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对新政权有所期待。从北平回上海后，他曾经对友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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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听从陈云的建议而北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对新中国热爱”又不够准确，因为作为商务馆的当家人，他毕竟还要考虑商务馆的未来。连年战乱之后，商务印书馆已经困难重重。1947年，张元济曾给胡适写信，请他代为出售一些珍贵的善本书。这些书都是多年前张元济等人从北平购得的典籍，有的堪称孤本。以张元济爱书如命的性格，都到了要卖书的地步，商务印书馆的窘境足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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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至10月，张元济北上开会。他到北平的消息在文化圈传开后，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实际上他只开了几次大会，其他时间主要会见新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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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见了毛泽东两次。毛泽东青年时代读的不少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以见到张元济非常高兴。毛说自己从前读的《科学大纲》就是商务版的，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毛泽东的见面，使得张元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见过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五位中国一号人物的文化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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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见到了周恩来、朱德，也见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故交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这些昔日下属都成了共产党的高官。张元济和他们谈到了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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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公私合营，在去北平之前，张元济在上海就向到访的陈毅询问过有无可能。这个想法是张元济首先提出的，一方面说明他对当时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处境不佳。也许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已过八十高龄的张元济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商务馆寻找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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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回来后，他和陈毅再次商量此事，原则上获得同意。最后真正合营成功，已经是1954年了，这一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到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实现公私合营。此时的张元济已经缠绵病榻，时日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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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参加完政协会议回到上海后，张元济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和之前平静的生活完全不同。终于，他因为操劳过度而中风，导致半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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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张元济被提名为上海文史馆馆长，一开始他并不答应，老友陈叔通说，提名馆长是毛泽东的意思，请他不要推辞，他这才勉强应承下来。也就在这一年，张元济将452箱又204包书全部捐献政府，此外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21册，还有他早年收得的翁心存手书日记25册也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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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92岁的张元济病逝于上海。作为一位旧式儒家学者，他所处的正是中国饱受外国势力凌辱、努力寻求振兴道路的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中，虽然他不够激进，却在心中有一杆衡量事物利弊的秤。他的内心深处希望国家走向富强，希望国家的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他这样想着，也这样做着，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实现着弘扬民族文化的理想。他的不懈坚持，让我们看到在风云变幻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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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二章 王云五：此生壮游政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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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1979），原名日祥，后改名云五，号岫庐，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21年9月进入商务印书馆，1946年4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从政，在这25年时间里，王云五将商务印书馆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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