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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文化机构搬迁到陪都重庆和昆明等后方城市的时候，王云五开始利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空余房屋，设立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并以此为基础，将原在上海的总管理处职能以及主要编审人员迁到香港。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云五大部分时间以总经理身份在香港指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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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至1941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成绩可圈可点。不仅保证了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还出版了大量抗战书籍，出版了《中山大辞典》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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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王云五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召集的会议，准备当日乘飞机返港。听到消息，他知道香港是回不去了，在香港的家眷也联系不上，他当机立断，给商务印书馆所有分馆发电报，宣布即日起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统辖各分馆和分厂。于是，重庆成为商务印书馆继上海、香港后的第三个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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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后，香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都遭到极大损失，仓库被封、印刷机被毁，商务的工作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经过一番坎坷，商务印书馆总算慢慢恢复元气，逐步复苏。这再一次证明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王云五的应变能力相当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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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所限，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出书规模总体来说是下降的。这其实和王云五本人有很大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从1937年前后他就有从政的打算，此时，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他对于政治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出版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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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走从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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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举足轻重，但不能否认，他也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为王云五带来了崇高的声望，也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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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宣布要抗战到底。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第一次和国民政府首脑见面，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渐渐淡出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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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真正从商务印书馆全身而退是1946年。从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馆算起，足足25年，这其中有7年时间做编译所所长，18年时间当总经理。在这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王云五多次挽狂澜于既倒，于商务印书馆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商务印书馆或许早已经面目全非。尽管在政治观点上，王云五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他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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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王云五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虽然他是无党派，但实际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是蒋介石的拥趸，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抗战中，商务印书馆遭遇困顿的时候，蒋介石特意派王世杰、陈布雷到商务印书馆慰问，准备为商务印书馆提供300万元额度的贷款，王云五因为文化机构不方便接受政治势力的帮助，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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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坚决站在国民党一方，说“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并在会议期间联合56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案，提请大会对中共参政员未能出席本届大会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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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一系列积极态度，蒋介石看在眼里，当然很高兴。随后，王担任了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委员，他的政治地位显然提高了。1943年11月，既非国民党员，也没担任国民政府职务的王云五，却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出访了英国。所以，他虽还没有入阁，却以实际行动入阁了，正式加入政府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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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的这些做法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王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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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一个五人的延安视察团，王云五名列其中。此时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共产党的势力明显增强。心机颇深的王云五决定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推掉这次视察。他认为共产党善于造势，万一自己被当成统战对象会极不合适，同时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里，有很多人都是延安的重要官员，见面交谈也多有尴尬，于是，他决定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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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这个决定，表明他将全部的希望放在了国民党身上，也为他的政治生涯加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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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是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商务印书馆，还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王云五心中已经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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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元济催促他回沪工作的时候，一向尊重张元济的王云五此次并没有听从，在他看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厂，经过长期的沦陷，其人事与工作均与战前迥不相同，如从事整顿则断非短时期所能收效，且非以全副精神亲自留沪监督进行不为功”，相比政治上的得势，王云五如何选择已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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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抗战胜利八个月后，王云五终于回到上海，不过他不是回商务印书馆工作，而是来递交辞呈的。长时间不回，商务印书馆早已料到他要辞职，所以很快就批准了。王云五转身便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同时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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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云五已经58岁。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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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金圆券大幅贬值，成为历史上最不值钱的纸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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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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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财政部长到辞职，不过半年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地来，狼狈不堪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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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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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王云五继续南迁，到了香港。这时，蒋介石不断带信让他去台湾，1949年4月，王云五飞赴台湾，面见蒋介石，他表达了继续做出版社的意愿，蒋同意，并且拨款15万元新台币，作为新出版社华国出版社的开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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