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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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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王云五先后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达到人生的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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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王云五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国大”的六次大会，而且都是主席团成员。其中他在一届三次“国大”上表现最为抢眼。这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原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因为蒋介石和陈诚的任期已满，根据“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已连续担任两届，按“法理”没有再度竞选的资格。另一个问题是，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无党派代表和部分国民党代表，在会前提出要实施创制、复决两权，其实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获取创制、复决两权，前提是要否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因此，一届三次“国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的名称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创制、复决两权应否由“国大”行使？总统能否连任一次以上？这些问题首先在“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修改临时条款整理小组讨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表决。3月7日，在国民党操纵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组，王云五为召集人。王云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动员戡乱”名称不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创制、复决两权留待以后解决。整理小组的这次会议，意见颇多分歧，勉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王云五所提建议。3月11日大会开始后，反对意见仍然激烈。这时，王云五突然起立，朗声发言，重点在于说明创制、复决两权必须拖延行使，但到时候必定能够行使，并以自身来自工商界，说话向来算数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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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发言让与会代表大吃一惊，众人面面相觑，知道再争吵也不会有结果，他们明白这位“矮个子白发老人”代表的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既然创制、复决两权还有“研究行使”的一丝希望，于是持不同意见者也就缄口不言了。3月11日的会议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连任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一条显然是特地为蒋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国民党临全会推定蒋介石和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3月21日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3月22日陈诚蝉联“副总统”。由于“行宪首任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蒋介石先后共连任五届“总统”。而第一届“国大”1948年在南京举行过一次，此后在台北举行了多次，一直没有改选代表，被台湾人民讥称为“万年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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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王云五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他的表现却比很多国民党员还积极，堪称蒋介石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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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共立场坚定，但王云五有一个观点是不动摇的，那就是“两岸统一，一个中国”。对于“两个国家”，“一中一台”，他一直表示反对。尽管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他经常谈到“反攻大陆”，但身为高官，他明白台湾的军事力量和防御体系都很薄弱，根本没有“反攻”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台湾“立法院”一些人喋喋不休地要求台湾当局马上“反攻大陆”，让“行政院”院长陈诚不胜其烦，常托故不去“立法院”面受质询。不得已，王云五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去代行这份苦差事。久而久之，王云五觉得很无趣，也就滋生了离开政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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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在仍然身居高位的时候，开始进军学界。他对台湾的博士教育起到关键作用。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共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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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已过古稀之年的王云五向蒋介石和“行政院”请辞，终于获准。他辞去所有公职，只保留“总统府资政”这样一个虚职。蒋介石对这位忠于“党国”的党外人士关怀有加，在王云五八十寿辰的时候，还亲至府上，赠送“弘文益寿”的寿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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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王云五被社会尊称为“云老”，退了休的“云老”把大量精力投入著书、译书方面，这些作品包括回忆录、演讲集、学术专著等，累积数百万字，可见他虽至晚年，却精力充沛，笔耕不辍。凭借《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教学思想史》两部著作，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业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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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云老”晚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1964年，辞别政坛的王云五回到商务，成为业界美谈。对于商务印书馆，毫无疑问王云五有极深的感情，毕竟是自己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那种情怀难以割舍。从台湾商务印书馆方面说，经营正遇到困难，这时“云老”愿意出山，真是再好不过，因为无论是他的声望还是经验都是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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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是独立的出版机构，和原先的商务印书馆的概念大不相同。王云五做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后先复刊了商务的王牌杂志《东方杂志》，又再版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丛书，怀旧之情表露无遗。他在任上也出版了一些新书，其中不乏《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王云五新词典》之类把名字嵌在书名里的工具书，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建了一座大楼，命名为“云五大楼”。王云五重视名声由来已久，到了晚年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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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云五的家庭生活，也很有意思。他有两位夫人，九个子女，除长女学文去世较早，其余八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王云五定居台湾后，其子女大多在美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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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两位夫人是亲姐妹。1910年，王云五与广东香山同乡徐净圃结婚，七年后与妻妹徐馥圃结婚。说起来王云五家人众多，作为一家之长，王云五开支不算小。不过王云五似乎从未将经济支出当回事。从他初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月薪就有大洋250元，这和北大清华名教授的收入差不多，是一般员工的10倍，绝对属于高工资。正式出任编译所所长后，一下又提高100大洋，用今天的眼光看，属于企业拿高薪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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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月薪，他还有花红和股息。花红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每年商务的收益不同，花红也不一样。就这一项，王云五每年都能拿上数千元。股息则只有高层才有，一般员工不持股，当然也就没有。此外，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是挂他名主编的书，他都要抽取版税，这笔钱数量之大绝不可小觑。所以，精明过人的王云五可以说从来就不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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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是高寿之人，活到1979年，虚龄92岁。纵观他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一生，做得最出色的还是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几次艰难时刻，都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当家人领导众人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他没有前辈张元济那样超脱，在声望日隆的时候，不能免俗地投身政坛。可惜时机不佳，他与蒋介石亲密接触的时候，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费尽心力想效力一番，国家大势终非他所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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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王云五仍是民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他以无党派身份做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又在出版界留下一个个传奇。虽然因为政见不同，今天很多人对他已经感到陌生，但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始终无法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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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的壮游无论可否用“成功”二字来做注解，都毫无疑问是一次精彩的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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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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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三章 陆费逵：投身出版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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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他一手创办的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民营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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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上，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他们的书店取了一个合乎时事的名字——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