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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认为，一旦革命成功，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商务的戴克敦、文明书局的陈寅以及他三弟陆费叔辰等人，一起暗地里编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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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前夕，新教科书编写完毕，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辞职，以2.5万元的资金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新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日诞生，起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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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早有准备的陆费逵此时拿出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立即成为人们的追捧对象。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二十多万元，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开了自己的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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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中华书局由此一举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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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虽然立即改弦更张，出版新教科书，怎奈已经落后于中华书局，在此役中几乎是完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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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离开商务自创书局的做法被业界议论纷纷，尤其是为商务印书馆的人所诟病。高梦旦被说成“赔了侄女又折兵”，所受压力很大。最后还是宽厚大度的张元济出来说话，才平息了议论，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换个角度看，陆费逵的出走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之前的出版界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而中华书局的出现，让商务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于行业来讲是有利的，只有竞争才能让行业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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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商务印书馆出现竞争对手是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出版社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机构，在当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出版业又怎么可能就商务一家唱独角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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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7日，陆费逵创办《中华教育界》杂志，有点和商务的《教育杂志》一比高下的意思。当然，由此他与教育界的来往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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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这样，改革清代教育，制定符合民国需要的新教育制度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蔡元培留学欧洲多年，对国内教育情况不够了解，便到上海和朋友蒋维乔、陆费逵等人商量。极有主见的陆费逵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发普通学校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被蔡元培采纳。这时距春季开学时间已经很短，各省都等着教育部出方案，所以蔡元培就委托蒋维乔、陆费逵两人拟定暂行办法。两人起草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由教育部向全国颁发。这也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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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一号教育文件”中，陆费逵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其中就有缩短学生在校年限的主张。按照清朝的学制规定，学生的在校时间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七岁上学，得二十七八岁才能毕业。陆费逵认为课业繁重、时间太长，提出学制以15至16年为宜。此外，废止奖励出身的规定也是极大的突破。清末科举虽然废除了，但学校毕业生仍然授予科举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是变相实行科举。所以废除奖励出身，就让科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陆费逵这些富有见地的看法显露出他极富前瞻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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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民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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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推出的新教科书让中华书局一炮走红。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猛增至100万元。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000多人，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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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让陆费逵踌躇满志，开始着手一些大动作。为了扩充印刷力量，中华书局添置了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出版物，虽然奠定了书局在彩印方面的地位，但是因为几乎投入了中华书局的全部资金，以至于日常开支要靠银行贷款和吸引社会存款来运转。这一期间，陆费逵还建了总厂，盖了大楼，所以在固定资产方面投入相当大。加上同业竞争尤其是和商务印书馆的竞争激烈，同时一位副局长又挪用巨额资金做投资失败，中华书局一时间在资金周转上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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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中华书局要破产的传言四起，社会上的存户纷纷来提款，形成提款风潮，中华书局顿时进退维谷。陆费逵后来说“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因为这一年是民国六年，所以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称为“民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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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陆费逵想到和商务印书馆谈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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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10月，因为在书籍定价、广告、放账等各方面大肆竞争，所以两家都损失不小，陆费逵考虑与商务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不过后来这个提议不了了之。而“民六危机”出现，中华书局岌岌可危，陆费逵再一次提出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或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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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作出了回应。1917年5月中旬，双方确定了谈判代表：中华书局是陆费逵、王仰先，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高凤谦。谈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审阅了中华书局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和存货明细，还看了几年来的盈亏数目、相关契据等，双方谈得八九不离十。可是，商务印书馆开特别董事会讨论合并的事情，却是反对的声音居多，最终没能通过。张元济是力主联合的，奈何曲高和寡。多数人认为陆费逵精明能干，过于强势，对他心怀戒心；此外，还担心合并后经济上承担风险，所以张元济最后也只得作罢。不合并还有另一原因，据《张元济日记》记录，原来与商务有过合作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正好在上海，他建议商务不要并吞中华，有个竞争对手，可以使自己处在努力自强的约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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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谈判，陆费逵希望两大出版企业合并的想法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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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下，可以想见陆费逵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这时好友范静生主持教育部工作，邀请他到教育部帮忙；外舅高子益要他到外交部门做事；还有报业人士也力邀他去任主笔。陆费逵本人是不缺去处的，以他的能力，就此脱身，另起炉灶成就一番大业完全有可能，只是他若一走，中华书局定然要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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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对各位好友的相助一一谢过，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决定留下和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华书局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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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张元济的说法，中华书局的状况是资金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所以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决定出面，劝各位债权人不要逼债，共同渡过难关。这个劝服工作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做的，众人都很买账。最终，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此间，陆费逵曾被拘押，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又回来参与日常工作，只是职务由局长改为司理，薪金降为100元。直到1919年，他才改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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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六危机”中可以看到陆费逵对待自己所钟爱的出版工作的专一。他自己曾说，一个人办事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专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这三点是他对自己为人的总结，也在后人对他的回忆里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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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费逵的声望地位，他长期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经常调解同业间的矛盾、为同业的利益和政府交涉、处理版权纠纷等，尽职尽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家，他呼吁出版者和作者要以社会责任为重。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书局出的书在质量上很有保障，不说每本都是精品，起码是绝少粗制滥造、低级趣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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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出版业是较为混乱的，虽然大出版机构不多，但小型出版机构层出不穷，竞争也就很激烈。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陆费逵依然能心怀文化使命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殊为难得。也正因如此，中华书局才得以成为业界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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