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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民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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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推出的新教科书让中华书局一炮走红。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猛增至100万元。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000多人，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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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让陆费逵踌躇满志，开始着手一些大动作。为了扩充印刷力量，中华书局添置了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出版物，虽然奠定了书局在彩印方面的地位，但是因为几乎投入了中华书局的全部资金，以至于日常开支要靠银行贷款和吸引社会存款来运转。这一期间，陆费逵还建了总厂，盖了大楼，所以在固定资产方面投入相当大。加上同业竞争尤其是和商务印书馆的竞争激烈，同时一位副局长又挪用巨额资金做投资失败，中华书局一时间在资金周转上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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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中华书局要破产的传言四起，社会上的存户纷纷来提款，形成提款风潮，中华书局顿时进退维谷。陆费逵后来说“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因为这一年是民国六年，所以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称为“民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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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陆费逵想到和商务印书馆谈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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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10月，因为在书籍定价、广告、放账等各方面大肆竞争，所以两家都损失不小，陆费逵考虑与商务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不过后来这个提议不了了之。而“民六危机”出现，中华书局岌岌可危，陆费逵再一次提出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或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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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作出了回应。1917年5月中旬，双方确定了谈判代表：中华书局是陆费逵、王仰先，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高凤谦。谈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审阅了中华书局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和存货明细，还看了几年来的盈亏数目、相关契据等，双方谈得八九不离十。可是，商务印书馆开特别董事会讨论合并的事情，却是反对的声音居多，最终没能通过。张元济是力主联合的，奈何曲高和寡。多数人认为陆费逵精明能干，过于强势，对他心怀戒心；此外，还担心合并后经济上承担风险，所以张元济最后也只得作罢。不合并还有另一原因，据《张元济日记》记录，原来与商务有过合作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正好在上海，他建议商务不要并吞中华，有个竞争对手，可以使自己处在努力自强的约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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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谈判，陆费逵希望两大出版企业合并的想法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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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下，可以想见陆费逵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这时好友范静生主持教育部工作，邀请他到教育部帮忙；外舅高子益要他到外交部门做事；还有报业人士也力邀他去任主笔。陆费逵本人是不缺去处的，以他的能力，就此脱身，另起炉灶成就一番大业完全有可能，只是他若一走，中华书局定然要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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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对各位好友的相助一一谢过，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决定留下和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华书局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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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张元济的说法，中华书局的状况是资金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所以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决定出面，劝各位债权人不要逼债，共同渡过难关。这个劝服工作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做的，众人都很买账。最终，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此间，陆费逵曾被拘押，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又回来参与日常工作，只是职务由局长改为司理，薪金降为100元。直到1919年，他才改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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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六危机”中可以看到陆费逵对待自己所钟爱的出版工作的专一。他自己曾说，一个人办事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专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这三点是他对自己为人的总结，也在后人对他的回忆里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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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费逵的声望地位，他长期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经常调解同业间的矛盾、为同业的利益和政府交涉、处理版权纠纷等，尽职尽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家，他呼吁出版者和作者要以社会责任为重。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书局出的书在质量上很有保障，不说每本都是精品，起码是绝少粗制滥造、低级趣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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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出版业是较为混乱的，虽然大出版机构不多，但小型出版机构层出不穷，竞争也就很激烈。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陆费逵依然能心怀文化使命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殊为难得。也正因如此，中华书局才得以成为业界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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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印书馆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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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并驾齐驱的出版业两驾马车，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商务印书馆走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子，分工明确；中华书局有点家长制作风，家长自然是陆费逵。不过作为总经理的陆费逵，态度和蔼可亲，和书局里的人相处十分融洽。他给人写信一般都称呼某先生或某兄某弟，别人也不称他总经理而是称伯鸿先生。在公司里，他甚至没有秘书，很多文案自己亲自动手写。管理那么大一个公司，还能这样勤奋，这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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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此以为陆费逵只抓小节不抓大局，那就错了。他是公认的有决断力的领导，处事果断坚决，很有主见，也很有想法。这从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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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催生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生来就是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尤其是合并不成，竞争更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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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之一种，既要讲文化，也要讲经营。既然是文化产业的领导人，当然最好既有文化，又有赚钱的本事。这样的人才可不多见。陆费逵既怀有读书人志在国家的抱负，又兼具生意人的精明能干，在关键时刻总能将文化元素与商机结合起来，堪称真正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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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每推出一种杂志或者工具书，中华书局就立刻跟进，如商务印书馆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中华就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这让商务印书馆非常恼火，却也没办法。这种带着拷贝性质的“搭便车”，在质量上倒是有保证，抓质量是陆费逵一贯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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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新字典》后，中华书局作出回应，力推《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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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费逵的出版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恐怕是《辞海》的编纂。编《辞海》的想法在“民六危机”之前就有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问世，陆费逵便希望做一部集单字、词汇、百科知识于一体的工具书，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叫做《辞海》。这部书的工作量太大，加上原来计划好的几个主编因为各种原因离任，导致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28年，陆费逵把知名学者舒新城请来主持编纂工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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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和舒新城的结交，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刘备寻访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而陆费逵为了把舒新城招致麾下，那可远不止三次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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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陆费逵前来作演讲。两人初次见面，陆费逵对舒新城的才华十分欣赏，便有意邀其加入中华书局。第二年，两人再见面时，陆费逵又提起这个话题，但舒新城觉得做管理事务太操心，还是当老师比较自由，就没有答应。1925年，当时在四川的舒新城因为学潮被当局驱逐，来到南京，他约了好友陆费逵见面。陆费逵却因为学潮的事对他更为钦佩，又请他入职。舒新城还是不答应，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办学院，并打算编纂辞典卖稿费筹款。以当时的环境想靠编辞典赚稿费谈何容易，能卖钱还好，卖不了钱就工夫白花一场。但陆费逵还是很支持，以自己的经验建议他编百科全书。在陆费逵的支持下，舒新城组织班子，编成了《中华百科辞典》，期间舒新城经济状况不佳，陆费逵还每月给他300元，帮他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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