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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张元济的说法，中华书局的状况是资金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所以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决定出面，劝各位债权人不要逼债，共同渡过难关。这个劝服工作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做的，众人都很买账。最终，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此间，陆费逵曾被拘押，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又回来参与日常工作，只是职务由局长改为司理，薪金降为100元。直到1919年，他才改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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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六危机”中可以看到陆费逵对待自己所钟爱的出版工作的专一。他自己曾说，一个人办事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专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这三点是他对自己为人的总结，也在后人对他的回忆里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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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费逵的声望地位，他长期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经常调解同业间的矛盾、为同业的利益和政府交涉、处理版权纠纷等，尽职尽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家，他呼吁出版者和作者要以社会责任为重。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书局出的书在质量上很有保障，不说每本都是精品，起码是绝少粗制滥造、低级趣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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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出版业是较为混乱的，虽然大出版机构不多，但小型出版机构层出不穷，竞争也就很激烈。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陆费逵依然能心怀文化使命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殊为难得。也正因如此，中华书局才得以成为业界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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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印书馆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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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并驾齐驱的出版业两驾马车，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商务印书馆走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子，分工明确；中华书局有点家长制作风，家长自然是陆费逵。不过作为总经理的陆费逵，态度和蔼可亲，和书局里的人相处十分融洽。他给人写信一般都称呼某先生或某兄某弟，别人也不称他总经理而是称伯鸿先生。在公司里，他甚至没有秘书，很多文案自己亲自动手写。管理那么大一个公司，还能这样勤奋，这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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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此以为陆费逵只抓小节不抓大局，那就错了。他是公认的有决断力的领导，处事果断坚决，很有主见，也很有想法。这从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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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催生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生来就是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尤其是合并不成，竞争更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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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之一种，既要讲文化，也要讲经营。既然是文化产业的领导人，当然最好既有文化，又有赚钱的本事。这样的人才可不多见。陆费逵既怀有读书人志在国家的抱负，又兼具生意人的精明能干，在关键时刻总能将文化元素与商机结合起来，堪称真正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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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每推出一种杂志或者工具书，中华书局就立刻跟进，如商务印书馆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中华就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这让商务印书馆非常恼火，却也没办法。这种带着拷贝性质的“搭便车”，在质量上倒是有保证，抓质量是陆费逵一贯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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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新字典》后，中华书局作出回应，力推《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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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费逵的出版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恐怕是《辞海》的编纂。编《辞海》的想法在“民六危机”之前就有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问世，陆费逵便希望做一部集单字、词汇、百科知识于一体的工具书，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叫做《辞海》。这部书的工作量太大，加上原来计划好的几个主编因为各种原因离任，导致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28年，陆费逵把知名学者舒新城请来主持编纂工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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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和舒新城的结交，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刘备寻访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而陆费逵为了把舒新城招致麾下，那可远不止三次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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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陆费逵前来作演讲。两人初次见面，陆费逵对舒新城的才华十分欣赏，便有意邀其加入中华书局。第二年，两人再见面时，陆费逵又提起这个话题，但舒新城觉得做管理事务太操心，还是当老师比较自由，就没有答应。1925年，当时在四川的舒新城因为学潮被当局驱逐，来到南京，他约了好友陆费逵见面。陆费逵却因为学潮的事对他更为钦佩，又请他入职。舒新城还是不答应，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办学院，并打算编纂辞典卖稿费筹款。以当时的环境想靠编辞典赚稿费谈何容易，能卖钱还好，卖不了钱就工夫白花一场。但陆费逵还是很支持，以自己的经验建议他编百科全书。在陆费逵的支持下，舒新城组织班子，编成了《中华百科辞典》，期间舒新城经济状况不佳，陆费逵还每月给他300元，帮他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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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陆费逵给舒写了一封长信，力劝他留下来帮中华书局编纂《辞海》。舒新城回想几年来陆费逵对他的信任和帮助，终于盛情难却，接下了这项任务，但还是不愿意进书局工作，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度。舒新城开始把编辑室设在南京，后来迁到杭州，陆费逵十分宽厚，对于舒新城提出的要求一一应允，编辑室不在上海也不介意，经常跑到杭州去考察编辑进度。原来舒新城计划3年将辞书编完，谁知3年根本完成不了，困难重重。他和陆费逵商量后，将编辑室迁到上海，组织了30人左右的编辑队伍继续攻坚。在这期间，舒新城总算是答应了陆费逵的邀请，做了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相当于今天出版单位的总编辑。1936年，《辞海》上部终于出版，一经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至1947年各种版本销售超过百万部。不过，陆费逵相当谦虚，他并没有在《辞海》上署“主编”，而只在辞书问世时写了一篇《编印缘起》，放在序文后面，介绍了编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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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收录的单字13955个，词汇21724条，百科词目50124条，是《辞源》后的又一部辞典巨制。虽然和《辞源》在规模上大体相当，不过《辞海》在百科词目的收集上更具有时代感，在一些细节工作上也超过《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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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编纂期间正值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局势动荡不已。在这种时候，亦儒亦商的陆费逵还能领导团队、组织人马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百科辞典，耗费如此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其胆魄和远见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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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做事果断，舒新城却较为谨慎，两人配合倒也相得益彰。舒新城曾写过篇杂文谈到中华书局的人际关系。他说自己是湘西人，性格爽直倔犟，不喜欢和势利的人打交道。来中华书局之前，不论是当教师、当校长还是学校其他职员，都因为适应环境能力不够强而觉得心中不安。后来到了中华书局，因为事务繁忙，虽然也有不安的感觉，但这种不安感却不是来自书局本身。舒新城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适应能力强了，而是中华书局的氛围很好。和今天很多单位招人一样，中华书局在用人上绝大多数是通过考试招来，就这一点而言，是非常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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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多年的合作看，陆费逵和舒新城两个人的确相处甚欢。舒新城管着编辑事务这一摊，从选题策划到具体执行，从作者挑选到书刊的宣传，都得劳心劳力；陆费逵也一样，他考虑更多的是书局的发展和走向，所以除了书刊出版，陆费逵还做多种经营，不把鸡蛋放在“出书”这一个篮子里，比如开函授学校、做文具代理，甚至卖公文包、卖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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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杂志、工具书方面，中华书局不愿落在商务印书馆的后面，就是古籍出版，陆费逵也一样卖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年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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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巨著《四部备要》出齐后，曾于1934年3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告知读者，只要找出一个错别字，赏银十元。虽然这是为宣传《四部备要》而想出来的吸引人的点子，不过也可见陆费逵做事的认真到位——他很自信，人们要从这部2亿多字的大书里找错别字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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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部备要》，还有一项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中华的这种抢救行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极大贡献。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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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强调内容也强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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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地投入这场新文化浪潮中。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中华书局出版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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