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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每推出一种杂志或者工具书，中华书局就立刻跟进，如商务印书馆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中华就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这让商务印书馆非常恼火，却也没办法。这种带着拷贝性质的“搭便车”，在质量上倒是有保证，抓质量是陆费逵一贯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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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新字典》后，中华书局作出回应，力推《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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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费逵的出版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恐怕是《辞海》的编纂。编《辞海》的想法在“民六危机”之前就有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问世，陆费逵便希望做一部集单字、词汇、百科知识于一体的工具书，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叫做《辞海》。这部书的工作量太大，加上原来计划好的几个主编因为各种原因离任，导致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28年，陆费逵把知名学者舒新城请来主持编纂工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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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和舒新城的结交，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刘备寻访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而陆费逵为了把舒新城招致麾下，那可远不止三次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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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陆费逵前来作演讲。两人初次见面，陆费逵对舒新城的才华十分欣赏，便有意邀其加入中华书局。第二年，两人再见面时，陆费逵又提起这个话题，但舒新城觉得做管理事务太操心，还是当老师比较自由，就没有答应。1925年，当时在四川的舒新城因为学潮被当局驱逐，来到南京，他约了好友陆费逵见面。陆费逵却因为学潮的事对他更为钦佩，又请他入职。舒新城还是不答应，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办学院，并打算编纂辞典卖稿费筹款。以当时的环境想靠编辞典赚稿费谈何容易，能卖钱还好，卖不了钱就工夫白花一场。但陆费逵还是很支持，以自己的经验建议他编百科全书。在陆费逵的支持下，舒新城组织班子，编成了《中华百科辞典》，期间舒新城经济状况不佳，陆费逵还每月给他300元，帮他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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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陆费逵给舒写了一封长信，力劝他留下来帮中华书局编纂《辞海》。舒新城回想几年来陆费逵对他的信任和帮助，终于盛情难却，接下了这项任务，但还是不愿意进书局工作，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度。舒新城开始把编辑室设在南京，后来迁到杭州，陆费逵十分宽厚，对于舒新城提出的要求一一应允，编辑室不在上海也不介意，经常跑到杭州去考察编辑进度。原来舒新城计划3年将辞书编完，谁知3年根本完成不了，困难重重。他和陆费逵商量后，将编辑室迁到上海，组织了30人左右的编辑队伍继续攻坚。在这期间，舒新城总算是答应了陆费逵的邀请，做了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相当于今天出版单位的总编辑。1936年，《辞海》上部终于出版，一经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至1947年各种版本销售超过百万部。不过，陆费逵相当谦虚，他并没有在《辞海》上署“主编”，而只在辞书问世时写了一篇《编印缘起》，放在序文后面，介绍了编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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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收录的单字13955个，词汇21724条，百科词目50124条，是《辞源》后的又一部辞典巨制。虽然和《辞源》在规模上大体相当，不过《辞海》在百科词目的收集上更具有时代感，在一些细节工作上也超过《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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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编纂期间正值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局势动荡不已。在这种时候，亦儒亦商的陆费逵还能领导团队、组织人马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百科辞典，耗费如此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其胆魄和远见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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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做事果断，舒新城却较为谨慎，两人配合倒也相得益彰。舒新城曾写过篇杂文谈到中华书局的人际关系。他说自己是湘西人，性格爽直倔犟，不喜欢和势利的人打交道。来中华书局之前，不论是当教师、当校长还是学校其他职员，都因为适应环境能力不够强而觉得心中不安。后来到了中华书局，因为事务繁忙，虽然也有不安的感觉，但这种不安感却不是来自书局本身。舒新城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适应能力强了，而是中华书局的氛围很好。和今天很多单位招人一样，中华书局在用人上绝大多数是通过考试招来，就这一点而言，是非常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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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多年的合作看，陆费逵和舒新城两个人的确相处甚欢。舒新城管着编辑事务这一摊，从选题策划到具体执行，从作者挑选到书刊的宣传，都得劳心劳力；陆费逵也一样，他考虑更多的是书局的发展和走向，所以除了书刊出版，陆费逵还做多种经营，不把鸡蛋放在“出书”这一个篮子里，比如开函授学校、做文具代理，甚至卖公文包、卖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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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杂志、工具书方面，中华书局不愿落在商务印书馆的后面，就是古籍出版，陆费逵也一样卖力。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年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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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巨著《四部备要》出齐后，曾于1934年3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告知读者，只要找出一个错别字，赏银十元。虽然这是为宣传《四部备要》而想出来的吸引人的点子，不过也可见陆费逵做事的认真到位——他很自信，人们要从这部2亿多字的大书里找错别字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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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部备要》，还有一项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中华的这种抢救行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极大贡献。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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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强调内容也强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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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地投入这场新文化浪潮中。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中华书局出版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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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品牌好、平台大，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人才，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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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作为教育家的陆费逵也显露出独到的思想性。他在自己的刊物《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提出两大主张。一个是建议采用注音或以罗马字母拼音，但前提是必须统一语音；另一个是减少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也就是说，他那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方块字有的笔画太多，不便于书写，应当简化。他的这两个颇为超前的提议日后都得到实现，可见其不凡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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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一直乐意出版一些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也体现出他的教育家本色以及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要知道，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这么少的发行量，书局摆明是要亏钱的，可是有些著作又确实包含丰富的思想性，不出版着实可惜。在这种情况下，陆费逵便采取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办法，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学术著作印刷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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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极高的要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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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厂建设这件事上，足可看出陆费逵的非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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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他就着手在上海静安寺路购买建厂基地，两年后厂房建成，1924年又扩建。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陆费逵看出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为了减少损失，避免印刷厂和图书馆遭到日军破坏，他极有远见地在香港购地建厂。这个决定保证了中华书局在炮火纷飞的乱世中依然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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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后来节节攀升，营业额一度占到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四成以上，十分可观。除了硬件的因素，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发展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后面几年，西方列强没时间顾及中国，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在卷烟行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实力强大，这个公司除了印制广告，还印各种宣传片送给客户，比如月份牌和附在每个香烟盒里的香烟牌子等，这些都由中华来印刷。此外，中华书局承印大量的辅币券和法币。这项业务后来转移到香港厂，从1936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6年，中华书局光承印钞券的营业额就达到2800多万元，约占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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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印刷设备、好的机遇还不够，还要配备好的印刷人才。中华书局印刷所所长王瑾士，原是文明书局的石印机徒工。文明书局归并了中华书局后，王被逐步提拔至所长兼香港分厂监督。陆费逵没看错人，王瑾士在提高印刷所的技术、改进设备、争取外版业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中华书局印刷所因人才众多、设备精良被认为“执东亚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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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还有一位知名雕刻师叫赵俊，也是学徒出身，后来升任课长。陆费逵对他赏识有加。1935年赵结婚的时候，经济还比较困难，陆费逵给他400元礼金，这个数目比赵一个月的工资都多。后来抗战爆发，雕刻课迁到香港。印制币券有一个重要工种是雕刻凹版。这个工作很累人，雕刻者整天伏案工作不说，还容易患肺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出于对下属的爱惜，陆费逵让王瑾士经过多方打探后，租到九龙郊外沙田风景优美的一处别墅作为雕刻课的工作、生活场所。老板体恤下情，赵俊等人非常感动。抗战胜利后，赵俊任港厂第一厂厂长时，每年都到陆费逵的墓地去祭扫、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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