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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厂建设这件事上，足可看出陆费逵的非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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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他就着手在上海静安寺路购买建厂基地，两年后厂房建成，1924年又扩建。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陆费逵看出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为了减少损失，避免印刷厂和图书馆遭到日军破坏，他极有远见地在香港购地建厂。这个决定保证了中华书局在炮火纷飞的乱世中依然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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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后来节节攀升，营业额一度占到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四成以上，十分可观。除了硬件的因素，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发展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后面几年，西方列强没时间顾及中国，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在卷烟行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实力强大，这个公司除了印制广告，还印各种宣传片送给客户，比如月份牌和附在每个香烟盒里的香烟牌子等，这些都由中华来印刷。此外，中华书局承印大量的辅币券和法币。这项业务后来转移到香港厂，从1936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6年，中华书局光承印钞券的营业额就达到2800多万元，约占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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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印刷设备、好的机遇还不够，还要配备好的印刷人才。中华书局印刷所所长王瑾士，原是文明书局的石印机徒工。文明书局归并了中华书局后，王被逐步提拔至所长兼香港分厂监督。陆费逵没看错人，王瑾士在提高印刷所的技术、改进设备、争取外版业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中华书局印刷所因人才众多、设备精良被认为“执东亚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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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还有一位知名雕刻师叫赵俊，也是学徒出身，后来升任课长。陆费逵对他赏识有加。1935年赵结婚的时候，经济还比较困难，陆费逵给他400元礼金，这个数目比赵一个月的工资都多。后来抗战爆发，雕刻课迁到香港。印制币券有一个重要工种是雕刻凹版。这个工作很累人，雕刻者整天伏案工作不说，还容易患肺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出于对下属的爱惜，陆费逵让王瑾士经过多方打探后，租到九龙郊外沙田风景优美的一处别墅作为雕刻课的工作、生活场所。老板体恤下情，赵俊等人非常感动。抗战胜利后，赵俊任港厂第一厂厂长时，每年都到陆费逵的墓地去祭扫、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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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才倍加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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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入侵，作为文化界人士的陆费逵自然要对时局作出表态。1932年冬天，他计划出版一个半月刊，让书局里的年轻人周宪文主编。陆费逵建议半月刊的名字叫“中国与中国人”，意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人应当有国家的概念，二是人人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道理看似浅显，却显出陆费逵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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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文觉得“中国与中国人”作为一个刊物的名字有些奇怪，于是改称《新中华》。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杂志《大中华》，由梁启超主持。《新中华》有点承继衣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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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华》创刊号上，陆费逵发表了《备战》一文，作为发刊词。文章论述了备战的必要性，提出“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对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陆费逵都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一些有预见性的观点深为书局的同人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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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除了日本，没去过其他国家；也不大阅读英文书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说，“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他认为一个人的创造性和远见卓识，需要靠广博的知识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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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出色的创造能力、预见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宽厚仁爱的性格，使陆费逵为书局众位同人所拥戴，也延揽了众多的人才。前面提到的周宪文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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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周宪文打算离开中华书局去从政，担任日本留学生监督，陆费逵就这个事情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希望他能够留下。见他去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共事，不过你还年轻，对世途的艰难险恶还不甚了解，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如果失败了，不妨再回来，中华书局随时都欢迎。”老板宽阔的胸襟让周宪文无比感动，虽然后来周宪文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而转到暨南大学教书，并没有重回中华书局，但几十年后，他对陆费逵仍然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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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位人才是黎锦晖。1920年年初，教育部规定全国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也就是说要让孩子们通过拼音认字。陆费逵反应极快，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他在教育部公布这个消息前，就跑到北京拜访黎锦熙——黎锦晖的大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熙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是一个风云人物。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曾经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过毛泽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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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黎锦晖正帮着大哥修订教科书，书名还没起，陆费逵仔细一看觉得不错，就带回上海准备印制，定名为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课本》。但这时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如何给黎锦晖署名。当时的黎锦晖在长沙得罪了官绅，又在北京招惹了学究，要是在课本上印黎锦晖的真名，怕是要招来麻烦，影响书的销路。陆费逵很认真地写信征询黎锦晖的意见，经过商量，最后印的是黎均全，均全是黎锦晖的字。出版之后，中华书局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到位，所以课本获得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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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稿酬的时候，黎锦晖表示由书局定，自己绝不计较。陆费逵看这个年轻人这么重事业，轻名利，而且课本编得又好，便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到上海来工作。于是，黎锦晖开始了他六年的中华书局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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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到中华书局后，任国语部部长。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在白话课本、儿童文学丛书、儿童定期刊物的编行方面，在大规模暑期讲习班、新的小学教学法、学校使用拼音字、扩大课外文娱活动等实验方面，黎锦晖都作出了尝试。他还出任书局国语专科学校（简称“语专”）的校长，主编《小朋友》周刊，反响很大。喜欢创新的黎锦晖正是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开始在儿童音乐和歌舞方面下工夫，最终成为中国儿童歌舞音乐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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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黎锦晖在此时提出辞职。陆费逵对这位高产的编辑颇为不舍，更担心这个人才被商务印书馆挖走，就改聘黎为局外编辑。后来黎锦晖组建中华歌舞专门学校，逐步脱离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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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所主持的“语专”是陆费逵推行国语运动的试验场。“语专”的设立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特别是暑期讲习班，请来著名的学者讲课，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国语教员甚至海外侨胞都积极报名上课，学员经常达到上千人。“语专”的教员经常被请到全国各地去讲学，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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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黎锦晖，中华书局迎来又一位才子钱歌川。钱歌川20世纪40年代亲手创办了台湾大学文学院，他能在文坛上名声赫赫，与他的中华书局生涯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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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歌川是由他的同学丰子恺的老师夏丏尊介绍进入中华的。初任编辑，他的月薪就是120元，这在当时属于高薪。入局不到两个月，就赶上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管理层要去日本考察出版事业。钱歌川因为留学过日本，日语很棒，便随同前往，担任翻译工作。一趟下来，陆费逵对这个年轻后生印象深刻。后来钱担任了《新中华》杂志的主编，和文坛交往加深，他自己也在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1933年，他以笔名“味橄”连发十篇描写北平风物的散文，并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这本书深受市场欢迎，许多人打听这个“味橄”是谁。后来，钱歌川又连出两本散文集，名声越来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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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给了钱歌川很多机会，钱歌川也投桃报李，工作表现十分出色。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出850个单词的基本英语，以便于英语教学。钱歌川觉得这个很实用，就引进国内，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基本英语”系列书籍，作为教材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广受好评。这套书籍为书局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是《辞海》的主要编辑者，负责新文学名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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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钱歌川不甘心一直做编辑，1936年，他决定到英国留学，费用由自己的文章稿费和书籍版税出。惜才的陆费逵为他出国的事专门给编辑部批了一个条子：“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也就是说，明明钱歌川是自费出国，陆费逵却白送他一年的工资补贴，这对完全自筹经费留学的钱歌川来说，是笔不小的数额，而且陆费逵还送他一笔盘缠，节省了他的路费开支。陆费逵这样做，当然是希望钱歌川学成归国后能继续为中华书局服务，可惜因为战争的原因，钱没有重回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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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了中华书局，但钱歌川和黎锦晖、周宪文一样，为自己曾是书局一员感到骄傲。1982年，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耄耋之年、身居海外的钱歌川还专门撰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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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印书馆的两任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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