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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给了钱歌川很多机会，钱歌川也投桃报李，工作表现十分出色。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出850个单词的基本英语，以便于英语教学。钱歌川觉得这个很实用，就引进国内，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基本英语”系列书籍，作为教材在电台进行广播教学，广受好评。这套书籍为书局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是《辞海》的主要编辑者，负责新文学名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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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钱歌川不甘心一直做编辑，1936年，他决定到英国留学，费用由自己的文章稿费和书籍版税出。惜才的陆费逵为他出国的事专门给编辑部批了一个条子：“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也就是说，明明钱歌川是自费出国，陆费逵却白送他一年的工资补贴，这对完全自筹经费留学的钱歌川来说，是笔不小的数额，而且陆费逵还送他一笔盘缠，节省了他的路费开支。陆费逵这样做，当然是希望钱歌川学成归国后能继续为中华书局服务，可惜因为战争的原因，钱没有重回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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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了中华书局，但钱歌川和黎锦晖、周宪文一样，为自己曾是书局一员感到骄傲。1982年，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耄耋之年、身居海外的钱歌川还专门撰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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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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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印书馆的两任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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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英雄。民国成立前后，多位出版家名扬文化界。这是出版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首登历史舞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人生抉择。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王云五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就是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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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比陆费逵大19岁，却晚他18年去世，可谓长寿。在投身出版的前一年，张元济曾写信给盛宣怀说：“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历经沧桑的张元济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是个典型的立宪派，他对教育之于国民的重要性感触是很深的，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没有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必然是一句空话。他曾经主持过通艺学堂，不过几经坎坷，他看到学堂只能培养少数的精英，而文化出版却可以惠及更多的民众，这成为他投身出版的重要原因。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在大众教育普及、古典文化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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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费逵而言，张元济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伯乐。正是因为有张元济，陆费逵才得以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于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作为一个把“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作为自身目标的人，张元济对《教育杂志》寄予厚望，他甚至认为商务印书馆应该多办杂志，以启迪民智。1910年，他在环球考察期间曾给同人高梦旦写信，说到教育杂志“亟宜全力经营”，对于杂志“鄙意似可多办”。张元济眼光独到，他选陆费逵来做《教育杂志》没有错，因为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格魅力，陆费逵都足够出色，在这个宝贵的平台上，陆费逵不仅把《教育杂志》办出了社会影响，同时还撰写发表了积极主张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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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学部大臣建议在北京召开一个“中央教育会”，目的是汇集全国优秀教育专家的意见。每省派出两名代表与会，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其作用是作为学部的顾间，会长是张骞，张元济是副会长。张元济选择带上陆费逵一起前往北京参加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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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天，陆费逵创建中华书局，被内业很多人看成对商务印书馆的背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陆费逵继承和发扬了张元济的教育思想。两者相比，张元济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陆费逵身上更多实用主义。中华书局出的杂志几乎全部冠以“中华”二字，比如《大中华》、《新中华》、《中华教育》等，寄寓了陆费逵对中华共和的期盼，也表达了深切的爱国情怀。张元济“从商向儒”，传统文人气息浓厚，而陆费逵可说是文人里的商界精英，他把握商机的能力的确要超过老师，民国刚成立时的教科书策划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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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一生没有留下专著，他的出版思想零散地留存在他的日记以及与各位出版人士的书信往来中；陆费逵则通过些专业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但是无论留下著作与否，陆费逵和张元济一样都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者，都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实践着教育理想。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为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对众多百姓的人格形成都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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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张元济的继任者，王云五和陆费逵有众多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仿，陆费逵只比王云五大两岁，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的专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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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33岁，这时陆费逵在出版界已经名声很大，而王云五却是个出版新兵。尽管推荐人胡适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沪上对他知之甚少。王云五自然不是等闲之人，在后来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遇阻，又遇“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轰炸事件，都能有条不紊地应对，显示出不同一般的领导力。这一点陆费逵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书局在1917年和1926年两次经历危局，陆费逵也都化险为夷，最终将书局带向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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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人的性格有所不同。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次比较，他说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处不好，而他和中华书局的董事会处得很不错。陆费逵作风亲和，王行事则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印书馆偏向于严格，中华书局偏向于和气。商务印书馆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天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书局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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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王云五，陆费逵没有什么架子。他女儿陆费铭绣曾撰文说，父亲有一次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装的时候，陆费逵走过去对那个顾客介绍说，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四十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是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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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同行，王云五是怎么评价陆费逵的呢？在陆费逵去世后，王云五写过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悼念陆费伯鸿》，对其性格特点分析相当到位。“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活应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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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还说了陆费逵做事的三个特点，“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这样的评语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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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陆费逵和王云五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对待政治的态度上。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积极投身国民政府，一度担任财政部长；陆费逵则不愿参与政治，一心要办好中华书局。他曾有多次机会投身政坛，但都一一谢绝。他认为书业和国家文化前途关系密切，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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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在政坛上发展，并不表明他没有政治思想。相反，他政治思想浓厚，也正因为此，对现实更为不满。1938年，陆费逵因推辞不掉，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出版方面的提案。在担任参政员期间，陆费逵应中共董必武的请求，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一批图书，赠送延安正在筹建的中山图书馆，以支持解放区的文化事业。他还应周恩来之请，派人运了一批文具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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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陆费逵开完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香港。不料7月9日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年仅56岁。盛年之时突然离世，让文化界一片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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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辞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华书局命运多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此后，书局重返古籍出版的路子，在《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一系列古籍校点编辑的背后，是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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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华书局，会聚了名家、名著、名编辑，谁要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如今，中华书局已经走过百年风雨。百年的书局，正是百年的中国文化在历史环境下的一个投影。中华书局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散发着知识的光芒，这是每一个关心它的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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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四章 邵飘萍：一叶飘零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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