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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一生没有留下专著，他的出版思想零散地留存在他的日记以及与各位出版人士的书信往来中；陆费逵则通过些专业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但是无论留下著作与否，陆费逵和张元济一样都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者，都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实践着教育理想。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为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对众多百姓的人格形成都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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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张元济的继任者，王云五和陆费逵有众多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仿，陆费逵只比王云五大两岁，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的专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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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33岁，这时陆费逵在出版界已经名声很大，而王云五却是个出版新兵。尽管推荐人胡适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沪上对他知之甚少。王云五自然不是等闲之人，在后来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遇阻，又遇“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轰炸事件，都能有条不紊地应对，显示出不同一般的领导力。这一点陆费逵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书局在1917年和1926年两次经历危局，陆费逵也都化险为夷，最终将书局带向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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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人的性格有所不同。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次比较，他说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处不好，而他和中华书局的董事会处得很不错。陆费逵作风亲和，王行事则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印书馆偏向于严格，中华书局偏向于和气。商务印书馆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天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书局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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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王云五，陆费逵没有什么架子。他女儿陆费铭绣曾撰文说，父亲有一次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装的时候，陆费逵走过去对那个顾客介绍说，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四十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是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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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同行，王云五是怎么评价陆费逵的呢？在陆费逵去世后，王云五写过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悼念陆费伯鸿》，对其性格特点分析相当到位。“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活应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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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还说了陆费逵做事的三个特点，“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这样的评语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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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陆费逵和王云五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对待政治的态度上。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积极投身国民政府，一度担任财政部长；陆费逵则不愿参与政治，一心要办好中华书局。他曾有多次机会投身政坛，但都一一谢绝。他认为书业和国家文化前途关系密切，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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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在政坛上发展，并不表明他没有政治思想。相反，他政治思想浓厚，也正因为此，对现实更为不满。1938年，陆费逵因推辞不掉，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出版方面的提案。在担任参政员期间，陆费逵应中共董必武的请求，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一批图书，赠送延安正在筹建的中山图书馆，以支持解放区的文化事业。他还应周恩来之请，派人运了一批文具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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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陆费逵开完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香港。不料7月9日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年仅56岁。盛年之时突然离世，让文化界一片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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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辞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华书局命运多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此后，书局重返古籍出版的路子，在《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一系列古籍校点编辑的背后，是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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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华书局，会聚了名家、名著、名编辑，谁要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如今，中华书局已经走过百年风雨。百年的书局，正是百年的中国文化在历史环境下的一个投影。中华书局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散发着知识的光芒，这是每一个关心它的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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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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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四章 邵飘萍：一叶飘零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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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号飘萍。《京报》创始人，著书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开拓者。1926年惨遭奉系军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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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26年4月的北平，政局混乱。一个月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邵飘萍在紧张的气氛中写成《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和《日英露骨的干涉》等文章并刊登于《京报》。惨案后的十多天，《京报》所刊发的相关文章超过百篇。单此一项，已经让邵飘萍处境极其危险。更麻烦的是，奉系军阀也在抓捕他。邵飘萍只能将《京报》暂时交给夫人汤修慧打理，自己避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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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邵飘萍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并退回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彻底惹急了张作霖。奉系军阀找到与邵有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以造币厂厂长和两万大洋的权钱诱惑，让张翰举参与了诱捕邵飘萍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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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邵飘萍匆匆赶回报馆处理了一些事务后又匆匆离开，走出报馆不远，就被事先埋伏好的30名侦缉抓捕。被抓后，邵飘萍遭到严刑拷打，在没有经过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的罪名将其押赴刑场。邵飘萍临行前向监刑官拱手道：“诸位免送！”而后仰天大笑，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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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邵飘萍已经了解不多，但是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20年代，不能不说他的确是一个新闻才子，报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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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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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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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出生不久，他父亲邵桂林迫于生计，举家搬迁到了金华，当起私塾先生。邵飘萍早早地就上了父亲的私塾，学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后来，邵飘萍写得一手好字，与其启蒙教育关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