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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20 邵飘萍非常重视言论。当时许多报馆因为思想上有顾虑,怕惹事,所以不敢写言论,终日刊登一些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内容,而邵飘萍认为,“报纸精神的表现,全寄之于评论,故评论的好坏,和报纸销路的多寡,其关系甚为密切”。正因如此,邵飘萍写的评论爱憎分明,言辞犀利,这成为《京报》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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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22 《京报》中还不乏对普通百姓生活疾苦的反映。作为一张早期都市报,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当时穷人大多是文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邵飘萍还能刊发社会新闻,报道民间疾苦,殊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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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24 不过,尽管邵飘萍有现代新闻理念和民主意识,但是平心而论,社会新闻在当时《京报》所占有的版面毕竟有限,除了评论和新闻,《京报》还得把副刊办好,迎合当时有钱人和有闲人的阅读心态。邵飘萍为吸引读者,办了多种副刊,如《新闻周刊》、《海外新声》、《戏剧周刊》、《经济新刊》、《图画周刊》等,这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京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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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26 1924年10月,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和他所供职的《晨报》发生矛盾,愤然辞职。邵飘萍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登门拜访,顺利把孙伏园招致麾下。孙伏园是副刊能人,手里有一支出色的作者队伍,他到了《京报》后,《京报副刊》大为改观,鲁迅、周作人、高一涵等人纷纷给《京报副刊》供稿,内容涉及文学、经济、历史、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单单鲁迅一个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为《京报副刊》写了37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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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28 鲁迅和邵飘萍是浙江同乡,原先合作倒也愉快,不过到了1925年4月《京报》的《莽原》周刊问世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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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30 《莽原》创刊前,邵飘萍未经鲁迅同意就在《京报》上刊登了鲁迅先生主撰的《莽原》周刊即将面世的广告。当时鲁迅手里稿子还没多少,邵飘萍的这个做法等于将了他的军,让他非常恼火,可是既然已经广而告之,鲁迅也只能抓紧写稿组稿,最终顺利出版。应该说,邵飘萍的做法有不妥之处,但是也推动了《莽原》的早日出版。《莽原》是文艺副刊,大家很熟悉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刑》就是在这个副刊上刊登的,深受年轻学子的喜爱,可惜《莽原》于1925年11月停刊,共办了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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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32 1925年5月,发生了北京女师大风波。风波之后,鲁迅、许寿裳等人在《京报》上刊文《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一发表就遭到攻击,鲁迅被认为是风波的幕后指使者。很快,鲁迅听说女师大学运的反对者去找了邵飘萍,邵考虑到校方处境,表示持中立态度。这件事再一次让鲁迅大不高兴,他认为邵飘萍这样的态度说是中立,最后弄不好就去帮学运反对者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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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34 虽说都是以笔为枪之人,但是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不足为奇。在那个年代,两位个性鲜明的人有些隔阂,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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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36 总体而言,邵飘萍办副刊的方针是“多种副刊轮流发行,周而复始,既不患单调,又不致凌乱,于学艺之专研,报章之体例均为有益”。应该说,《京报》对于中国后来报纸的副刊建设是起到重要示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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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38 办报虽说是有了一个思想宣传的阵地,但终归还是要挣钱,否则难以为继。邵飘萍的《京报》和今天的都市报一样,主要都是靠广告来维持报纸的运转。邵飘萍在总结他的广告发布经验时,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商人色彩。关于如何提高广告吸引力,他说:“一、图案;二、故意弄错,使看报的人注意,来改正他的错处,于是大家均注目他的报纸;三、用诗歌以广招徕;四、用刺激性强烈的题目或是很危险的话以引人注意;五、新的新闻,就是仿佛是新闻,其实是诱人看广告,不过未看前不知是广告,既及看完后才知是广告。”这最后一条就像今天很多报纸上的软文,和真正的新闻编排在一起,让普通读者乍一看是新闻,细一读恍然大悟:原来是广告,起到鱼目混珠的效果。从邵飘萍谈这些方布广告的经验可见,经营一个报馆和经营一家公司一样,都不容易,既要做思想的传播者、新闻的发布者,又要做个公司经营者,两者平衡对才子是个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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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40 20世纪20年代,政局动荡,办报的门槛很低,所以一度报纸林立,邵飘萍的《京报》和别的报纸一样,靠广告收入和报纸发行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其生存,所以,邵飘萍还拿着政府发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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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42 政府津贴的发放单位是北洋政府参议院、国宪起草委员会等6家机构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从财政部支取2万元作为全国125家报社和通讯社的津贴,其本意自然是通过经济资助控制舆论。津贴是有等级的,分为超等、最要、次要、普通4级,而《京报》就在超等之列。津贴相当于政府拨款,只不过是拨给了《京报》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有意思的是,邵飘萍一边拿着政府津贴,一边对北洋政府该骂就骂,该说还说,让当局非常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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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44 不仅拿着政府津贴,邵飘萍和其他报人一样,也接受其他资助。曾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部次长的李恩浩说过:“在这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在朋友中,胡政之和段芝泉、徐又铮关系很深,和我们都很熟。自非一般可比,可以说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除《大公报》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飘萍和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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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46 邵飘萍对于《京报》的运作,应该说受到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因为邵飘萍支持学生运动,并且在《京报》上发表了不少言辞激烈的文章,而被北洋政府视为眼中钉。1919年8月,当局借口《京报》侮辱政府,派军警包围报社,无奈之下,邵飘萍只能避走日本,这是他第二次出走东瀛,不久夫人祝文秀也去了日本和他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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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48 因为著名报人张季鸾的推荐,邵飘萍在日本期间,得以在《朝日新闻》工作,每月300日元。对于邵飘萍来说,有个栖身之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开了眼界。他第一次看到原来报纸的规模可以做到那样大:近20部轮转机,每个记者一部电话。这在当时来说绝对属于世界领先水平。设备先进,采编高效,让邵飘萍铭记在心,这也就让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复刊《京报》的时候,牢记以《朝日新闻》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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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50 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条件有限,要把中国报业做成国际水准几无可能,但邵飘萍的尝试值得肯定,他起码把《京报》努力做成了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成为现代报纸的先声。之前的报纸,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不受重视。邵飘萍则二者皆重视。要知道,当年通信、交通条件都很糟糕,想对新闻事实作出及时准确的报道,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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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52 “五卅惨案”发生在上海,《京报》驻沪记者在惨案发生当晚8时就给北京总部发回了电讯稿。因为电讯传递速度的障碍,5月31日,《京报》收到电讯稿,随即于6月1日刊出,并配发了邵飘萍的评论,表达了鲜明的立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快的反应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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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54 邵飘萍从日本回来复刊《京报》后,更多地从事评论写作,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他的观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时,他利用自己对于新闻的敏锐观察力,果敢判断,迅疾出笔。所以他后期写的一些评论,既继承了早期报刊的政论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分析透彻,情绪高昂,不啻为思想的引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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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56 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15]
1706125057 新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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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59 今天中国凡是综合类高校,几乎都有新闻学专业,追根溯源,最早在国内高校创办新闻教育团体的正是邵飘萍和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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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61 几乎在创办《京报》同时,邵飘萍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当时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向留美归国的徐宝璜和经常向学生组稿的邵飘萍提议,中国只有新闻业而无新闻教育,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邵飘萍非常支持,致信校长蔡元培,建议北大设立新闻学科。蔡元培很快给予回应,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旋即于1918年10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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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63 如果说徐宝璜是理论派,邵飘萍则是不折不扣的实践派。当然,他的实践经验中也有理论提升。在研究会,邵飘萍是个“全能讲师”,采访学——新闻采访的技巧、编辑学——报纸出版的程序,甚至新闻伦理学——记者应有的品格和素养都在他的授课范围内。课外,邵飘萍还给学生们布置作业,通过作业,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如何做一个记者,如何以记者的笔干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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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65 在第一期学生中,有罗章龙,后来创办了《工人周刊》;有高君宇,后来参与编辑过中共机关报《向导》;还有陈公博、谭平山等,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这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从湖南刚刚来到北京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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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67 1936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他在北大的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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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5069 很多人初次知道“邵飘萍”这个名字也正是由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18年的毛泽东初到北京,本是准备和同学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最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下来研究中国国情,经恩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的帮助,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并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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