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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作为长期被欺侮、被凌辱的国家的人民，突然间获得平等和尊重，心里的好感是油然而生的。邵飘萍就是如此。获知这一善意的宣言时，邵飘萍正在日本避难。他为苏俄友好真诚的态度所感动，对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和李大钊一样中国最早最出色的马列主义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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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日本的图书馆、书店寻找报刊资料，想方设法获取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相关的书籍资料，白天工作，晚上整理这些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完成了《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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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部著作中，邵飘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归纳为五个要点：“一、纳一切现象于物质的运动，精神界之现象亦物质的运动之反映。二、事实生思想，而否定思想生事实之解释，故人间的意识因社会的现象而决定，社会现象不因人间意识而决定。三、在物质生活上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生活之程度。四、一定之原因发为必然之结果，与以自然科学的立证。五、以此法则可依过去而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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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归纳的五点，其实就是阐明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制度的改变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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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邵飘萍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言语之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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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同时代的国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作为一个学者型记者，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十月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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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不仅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1920年，苏俄红军经过三年苦战，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邵飘萍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苏俄取得胜利的赞美之情，他认为帝国主义封锁“劳农俄国”以图推翻新政权的做法不过是一场“迷梦”，是“各国对俄外交之失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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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和1922年，苏俄政府先后两次派代表到中国，邵飘萍对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寄予厚望。但是，很快他发现，中苏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不容易。一次，他在宴会上邂逅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等要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中国的不统一，各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很难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在中苏关系上，边界问题、满蒙问题都与东北地区有关，张作霖不合作，中苏关系正常化只能是一句空话。顾维钧听后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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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年底，苏联正式成立，《京报》随后对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建设成就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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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9月，苏维埃政府派驻中国的第三任代表喀拉罕抵达北京，喀拉罕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前两次对话宣言的原则，赢得中国民众和舆论的欢迎。一直关注中苏关系的邵飘萍更是喜出望外，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喀拉罕一行，并邀请来北京和上海各报的记者三十余名。现场的宴会更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喀拉罕成为被采访对象，他对中苏关系中的分歧、如何解决分歧的原则与措施等问题一一作答。终于，1924年3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协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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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邵飘萍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在纷繁的乱世中，他的思想也在一点一点改变。原先，他认为通过谈判或者是外交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纠纷，但是“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后，他认识到，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和帝国主义、军阀大决裂，大斗争，才能迎接一个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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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中共的地下党员，谁是邵飘萍的入党介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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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邵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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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因为在邵飘萍牺牲的次年也被奉系军阀杀害，所以能证明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的唯有罗章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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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为反对王明路线被开除出党后，一直著书授课，直至1995年以99岁高龄逝世。“文革”后，罗章龙对邵飘萍入党一事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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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邵飘萍私人来往多，我也就很敬重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在旧社会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认识很清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鲜明的政治方向。《京报》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工人运动这些事，有的是他主动默契地配合，也有的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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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只能在地下进行，保持一种秘密状态。邵飘萍是由我和李大钊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那时他已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按照当时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志愿，我们介绍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大钊同志是书记，年龄也比较大，又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他是比较尊重的，由他做介绍人是必要的。邵飘萍入党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现在的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党是向区委提出，区委会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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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入党连他的夫人汤修慧也不清楚。在邵牺牲后，汤修慧曾写过悼念文章，说丈夫是“无党籍、热心国是、不偏不袒、以身殉报之新闻记者”。但是，风云变幻时，恐怕邵飘萍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夫人这个秘密，就已经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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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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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遇难还要从和冯玉祥的交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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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4年9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战争的规模在近代军阀混战史上堪称空前。当时的冯玉祥是直军第3军总司令，10月，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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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政变当天下午就采访了冯玉祥，冯玉祥对邵飘萍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随后，《京报》刊发了邵飘萍亲自写的报道，并配发了冯玉祥的大照片。两个人由此惺惺相惜，结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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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的政局发展出乎邵飘萍的意料。冯玉祥错误地请出了段祺瑞，张作霖也挥军入关，于是北京出现了段、张、冯三人联合政府。更没想到的是，段祺瑞和张作霖很快联手排斥冯玉祥，1925年1月，失势的冯玉祥被打发到西北，这也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被称为西北军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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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冯玉祥鼓劲，邵飘萍的《京报》增发附刊《西北周刊》，论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邵飘萍的观点深得冯玉祥赞同，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颇有一文一武共谋将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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