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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年底，苏联正式成立，《京报》随后对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建设成就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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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9月，苏维埃政府派驻中国的第三任代表喀拉罕抵达北京，喀拉罕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前两次对话宣言的原则，赢得中国民众和舆论的欢迎。一直关注中苏关系的邵飘萍更是喜出望外，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喀拉罕一行，并邀请来北京和上海各报的记者三十余名。现场的宴会更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喀拉罕成为被采访对象，他对中苏关系中的分歧、如何解决分歧的原则与措施等问题一一作答。终于，1924年3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协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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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邵飘萍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在纷繁的乱世中，他的思想也在一点一点改变。原先，他认为通过谈判或者是外交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纠纷，但是“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后，他认识到，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和帝国主义、军阀大决裂，大斗争，才能迎接一个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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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中共的地下党员，谁是邵飘萍的入党介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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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邵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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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因为在邵飘萍牺牲的次年也被奉系军阀杀害，所以能证明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的唯有罗章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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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为反对王明路线被开除出党后，一直著书授课，直至1995年以99岁高龄逝世。“文革”后，罗章龙对邵飘萍入党一事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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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邵飘萍私人来往多，我也就很敬重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在旧社会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认识很清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鲜明的政治方向。《京报》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工人运动这些事，有的是他主动默契地配合，也有的是我们去跟他谈，交换意见，共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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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北方区，是由我负责同《京报》馆邵飘萍来往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只能在地下进行，保持一种秘密状态。邵飘萍是由我和李大钊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那时他已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按照当时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志愿，我们介绍他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大钊同志是书记，年龄也比较大，又是我们的老师，大家对他是比较尊重的，由他做介绍人是必要的。邵飘萍入党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现在的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党是向区委提出，区委会上讨论通过的，旋经中央批准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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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入党连他的夫人汤修慧也不清楚。在邵牺牲后，汤修慧曾写过悼念文章，说丈夫是“无党籍、热心国是、不偏不袒、以身殉报之新闻记者”。但是，风云变幻时，恐怕邵飘萍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夫人这个秘密，就已经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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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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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遇难还要从和冯玉祥的交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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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4年9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战争的规模在近代军阀混战史上堪称空前。当时的冯玉祥是直军第3军总司令，10月，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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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政变当天下午就采访了冯玉祥，冯玉祥对邵飘萍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随后，《京报》刊发了邵飘萍亲自写的报道，并配发了冯玉祥的大照片。两个人由此惺惺相惜，结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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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的政局发展出乎邵飘萍的意料。冯玉祥错误地请出了段祺瑞，张作霖也挥军入关，于是北京出现了段、张、冯三人联合政府。更没想到的是，段祺瑞和张作霖很快联手排斥冯玉祥，1925年1月，失势的冯玉祥被打发到西北，这也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被称为西北军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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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冯玉祥鼓劲，邵飘萍的《京报》增发附刊《西北周刊》，论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邵飘萍的观点深得冯玉祥赞同，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颇有一文一武共谋将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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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日，战乱频仍时。1926年3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驻守天津大沽口，对奉系军阀作战。国民军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在大沽口设置水雷及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国民军被迫于3月12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在进入大沽口时，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系，并有另一驱逐舰跟随。国民军随即鸣枪示警，令其停止，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使得多名国民军士兵死伤，酿成“大沽口事件”。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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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而日本政府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的公使，于3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等无理要求，并限北京段祺瑞政府在48小时以内答复。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威胁。“大沽口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7日，国共两党在京邵开联席会议，针对最后通牒，一致通过：即日驳复通碟、不许日舰带奉舰入港、驱逐八国公使离京等决议。同时，会议决定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此后，国共两党代表开会准备分别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请愿群众遭到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鲁迅著名的杂文《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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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三·一八”惨案从根源上说，和冯玉祥有着密切关系。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12天时间连发100多篇讨伐文章，在当时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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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底，直奉联军占领天津。背靠日本的张作霖和吴佩孚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京后要镇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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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在《京报》上刊登文章反对张作霖，可能张作霖还不至于将邵飘萍置之死地而后快。邵飘萍触怒张作霖的根本原因，在于邵对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的支持，而这件事，也和冯玉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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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原是张作霖手下一名副军长，和张学良关系很好。他一直跟随张作霖，为奉军立下汗马功劳。不过，他是奉系军阀的新派人物，看不惯部队里一些作法，多次提出要改革部队，当然就得罪了一些元老人物，张作霖和杨宇霆等人渐渐对他都看不顺眼，于是，郭松龄渐生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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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对张作霖素无好感，但是在报纸上却发表过赞扬郭松龄的文章。当他得知郭松龄有倒戈的意思后，他抓紧做郭的工作，在郭松龄和冯玉祥之间穿针引线，当时冯在北京，郭在天津，邵飘萍甚至派夫人祝文秀暗地里给双方送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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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冯玉祥和郭松龄签下密约。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带部队杀向关外，驱逐张作霖，做新的东北王。随后，郭松龄宣布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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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举兵向东，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攻下榆关、绥中、兴城等地，直逼奉天。冯玉祥也通过舆论奉劝张作霖下台，表达了对郭的支持。邵飘萍对郭松龄的攻势十分关注，在《京报》上多次撰文支持郭，把张作霖的军队扰得军心动摇。张作霖曾派人给邵飘萍汇去30万元，意在让邵“闭嘴”。不料邵飘萍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悉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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