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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著名报人、政论家。其所参与创办的新记《大公报》是民国最负盛名的报纸，他为人厚道为文犀利，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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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革命党人的势力摧枯拉朽，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帝制迅速土崩瓦解。正在海外的孙中山匆匆赶回国内，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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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在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名动一时。这篇千字文章对于当时国家的局势，对于孙中山所面临的困难都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分寸得当，言辞恳切。这篇文章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只有24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陕西人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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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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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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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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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1888年出生于山东邹平，他的父亲张翘轩是陕西榆林人，时任邹平县令，母亲王氏是张翘轩的继室，此时张翘轩已经50开外，老来得子非常喜悦。但是好景不长，张季鸾只有12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于济南，好多人劝张的母亲王氏留在山东生活，但王氏坚持要将亡夫的灵柩送回陕西老家，于是1901年，母子四人一路风雪回到榆林，这是张季鸾第一次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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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亡故，家中的生活条件明显不如从前，十三四岁的张季鸾面临着是继续上学还是就业的问题。深明大义的王夫人选择让儿子读书，这个明智的决定成就了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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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张季鸾在求学路上遇到两位恩师，一位是陕西名儒刘古愚，一位是陕西学台（在今天相当于教育厅长）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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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是陕西醴泉“烟霞草堂”的先生，不仅张季鸾，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是他的学生。张季鸾彼时得到资助前往“烟霞草堂”就读，不仅从刘古愚那里接受了扎实的国学教育，而且其日后成熟而稳健的政治思想也发端于此。刘古愚不但倡导教育，也重视实业，对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国家危难之时，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虽然身处乡间，却心怀天下，感时伤世，给张季鸾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恩师时说，跟随刘古愚读书期间，没有听他说过一次自己的事情，对金钱财物也看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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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在史地方面也有很深造诣，经常和学生讲长城内外山川形势和历史上的边患，少年张季鸾都一一记在心间。后来刘古愚转往兰州任甘肃大学堂（兰州大学前身）总教习，本是要带着勤奋、聪慧的张季鸾同去，不料张的三妹夭亡，只能放弃。1903年，刘古愚去兰州不到一年，就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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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恩师、亲人接二连三离去，张季鸾在悲痛中参加了会试。当时的考官是时任陕西提学使的沈卫，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是沈卫的侄子，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其时正给叔叔当助手。张季鸾日夜兼程赶到西安考试时，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张陈述了自己赶路的艰辛，要求准其考试。沈卫爱才，当得知张是刘古愚的学生后，让他把长城各口的形势写个大概情况，如果写得好，就让其入试。这正是张季鸾的强项，他一口气写了好几张纸，让沈卫很是满意。随后，张季鸾参加了考试，而且成绩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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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就此对这个学生印象深刻，沈钧儒也和张季鸾从此交上了朋友。转年清政府在陕西选派学子出国留学，沈卫大力举荐，张季鸾得以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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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的很多，有公派，也有自筹经费留学。清政府选拔青年人去日本留学本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料众多的官派学生学成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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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到日本后，日语水平进步飞快。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思潮、风土人情都有所了解，这些对他以后主持《大公报》时评论日本非常有利。在日本，他还见到了孙中山，并且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一员，不过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次加入政党，后来办报，他提出了“不党”，坚持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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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留学五年，是张季鸾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期，他在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夏声》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也受到远在国内的学长、好友于右任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影响，对办报开始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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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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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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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张季鸾怀着极大的热情，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在于右任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工作。很快，经过于右任推荐，他担任了即将成立的总统府秘书，并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4岁的张季鸾写下的这篇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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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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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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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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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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