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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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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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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1888年出生于山东邹平，他的父亲张翘轩是陕西榆林人，时任邹平县令，母亲王氏是张翘轩的继室，此时张翘轩已经50开外，老来得子非常喜悦。但是好景不长，张季鸾只有12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于济南，好多人劝张的母亲王氏留在山东生活，但王氏坚持要将亡夫的灵柩送回陕西老家，于是1901年，母子四人一路风雪回到榆林，这是张季鸾第一次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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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亡故，家中的生活条件明显不如从前，十三四岁的张季鸾面临着是继续上学还是就业的问题。深明大义的王夫人选择让儿子读书，这个明智的决定成就了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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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张季鸾在求学路上遇到两位恩师，一位是陕西名儒刘古愚，一位是陕西学台（在今天相当于教育厅长）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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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是陕西醴泉“烟霞草堂”的先生，不仅张季鸾，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是他的学生。张季鸾彼时得到资助前往“烟霞草堂”就读，不仅从刘古愚那里接受了扎实的国学教育，而且其日后成熟而稳健的政治思想也发端于此。刘古愚不但倡导教育，也重视实业，对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国家危难之时，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虽然身处乡间，却心怀天下，感时伤世，给张季鸾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恩师时说，跟随刘古愚读书期间，没有听他说过一次自己的事情，对金钱财物也看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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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在史地方面也有很深造诣，经常和学生讲长城内外山川形势和历史上的边患，少年张季鸾都一一记在心间。后来刘古愚转往兰州任甘肃大学堂（兰州大学前身）总教习，本是要带着勤奋、聪慧的张季鸾同去，不料张的三妹夭亡，只能放弃。1903年，刘古愚去兰州不到一年，就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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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恩师、亲人接二连三离去，张季鸾在悲痛中参加了会试。当时的考官是时任陕西提学使的沈卫，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是沈卫的侄子，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其时正给叔叔当助手。张季鸾日夜兼程赶到西安考试时，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张陈述了自己赶路的艰辛，要求准其考试。沈卫爱才，当得知张是刘古愚的学生后，让他把长城各口的形势写个大概情况，如果写得好，就让其入试。这正是张季鸾的强项，他一口气写了好几张纸，让沈卫很是满意。随后，张季鸾参加了考试，而且成绩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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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就此对这个学生印象深刻，沈钧儒也和张季鸾从此交上了朋友。转年清政府在陕西选派学子出国留学，沈卫大力举荐，张季鸾得以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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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的很多，有公派，也有自筹经费留学。清政府选拔青年人去日本留学本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料众多的官派学生学成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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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到日本后，日语水平进步飞快。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思潮、风土人情都有所了解，这些对他以后主持《大公报》时评论日本非常有利。在日本，他还见到了孙中山，并且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一员，不过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次加入政党，后来办报，他提出了“不党”，坚持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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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留学五年，是张季鸾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期，他在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夏声》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也受到远在国内的学长、好友于右任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影响，对办报开始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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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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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张季鸾怀着极大的热情，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在于右任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工作。很快，经过于右任推荐，他担任了即将成立的总统府秘书，并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4岁的张季鸾写下的这篇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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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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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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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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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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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于外国列强、国内军阀都是深深的触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共和的大旗已经高举，王朝，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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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季鸾还创下了一个“全国第一”，他从南京发给上海《民立报》的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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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不到三个月就卸任，张季鸾也旋即结束了他短暂的政界生涯，从南京回到上海于右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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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年初，张季鸾和于右任的好友曹成甫奉命到北京创办北京《民立报》，张季鸾任总编辑。3月，宋教仁被刺杀，之后，袁世凯对于舆论的压制越来越严，同时还暗中向英、法、美、日、俄五国借款，准备对南方用兵。张季鸾因为在京一向和日本记者有所往来，得到了袁世凯借款的“草约”全文，立即向上海《民立报》发出了这个消息。消息一出，全国震惊。袁世凯方面动作也极快，当晚就派人包围了北京《民立报》，把张季鸾和曹成甫逮捕，投入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狱中。这是一个“死狱”，被关进去的人几乎不能活着出来。经过朋友们多方营救，被关押了三个多月后，张季鸾总算九死一生，平安出狱；而曹成甫就没那么幸运了，死在了狱中。张季鸾和于右任有情有义，培养了曹成甫的遗孤曹谷冰，送他到德国留学，曹谷冰学成后进入后来的新记《大公报》工作，成为《大公报》的骨干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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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出狱后回到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了一段时间书。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他又回到北京，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他署名“一苇”的通讯和邵飘萍的通讯成为当时报界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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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张季鸾受聘担任新创办的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他的朋友康心如任经理。1918年，适逢段祺瑞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扩充武力，不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暗中向日本借款。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没想到捅了篓子，段祺瑞和亲信徐树铮命人查封《中华新报》，张季鸾和康心如等人被捕，这是张季鸾职业生涯中第二次入狱。经过营救，张季鸾再次转危为安，半个多月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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