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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到日本后，日语水平进步飞快。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思潮、风土人情都有所了解，这些对他以后主持《大公报》时评论日本非常有利。在日本，他还见到了孙中山，并且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一员，不过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次加入政党，后来办报，他提出了“不党”，坚持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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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留学五年，是张季鸾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期，他在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夏声》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也受到远在国内的学长、好友于右任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影响，对办报开始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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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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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张季鸾怀着极大的热情，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在于右任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工作。很快，经过于右任推荐，他担任了即将成立的总统府秘书，并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4岁的张季鸾写下的这篇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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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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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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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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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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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于外国列强、国内军阀都是深深的触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共和的大旗已经高举，王朝，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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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季鸾还创下了一个“全国第一”，他从南京发给上海《民立报》的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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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不到三个月就卸任，张季鸾也旋即结束了他短暂的政界生涯，从南京回到上海于右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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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年初，张季鸾和于右任的好友曹成甫奉命到北京创办北京《民立报》，张季鸾任总编辑。3月，宋教仁被刺杀，之后，袁世凯对于舆论的压制越来越严，同时还暗中向英、法、美、日、俄五国借款，准备对南方用兵。张季鸾因为在京一向和日本记者有所往来，得到了袁世凯借款的“草约”全文，立即向上海《民立报》发出了这个消息。消息一出，全国震惊。袁世凯方面动作也极快，当晚就派人包围了北京《民立报》，把张季鸾和曹成甫逮捕，投入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狱中。这是一个“死狱”，被关进去的人几乎不能活着出来。经过朋友们多方营救，被关押了三个多月后，张季鸾总算九死一生，平安出狱；而曹成甫就没那么幸运了，死在了狱中。张季鸾和于右任有情有义，培养了曹成甫的遗孤曹谷冰，送他到德国留学，曹谷冰学成后进入后来的新记《大公报》工作，成为《大公报》的骨干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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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出狱后回到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了一段时间书。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他又回到北京，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他署名“一苇”的通讯和邵飘萍的通讯成为当时报界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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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张季鸾受聘担任新创办的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他的朋友康心如任经理。1918年，适逢段祺瑞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扩充武力，不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暗中向日本借款。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没想到捅了篓子，段祺瑞和亲信徐树铮命人查封《中华新报》，张季鸾和康心如等人被捕，这是张季鸾职业生涯中第二次入狱。经过营救，张季鸾再次转危为安，半个多月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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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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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前，名记者邵飘萍已为奉系军阀杀害，这里不能不提到张季鸾和邵飘萍之间的情谊。邵飘萍比张季鸾大两岁，两个人先后到日本留学，从事新闻工作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北京时都写了大量的通讯，被称为新闻界的“一时瑜亮”。邵飘萍精于采访，擅长交际，对于高高在上的大官员往往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了还不得不说，而且还能说出他想要的内容，的确是个采访高手。张季鸾更善于写评论，他的评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让读者难以释手。两人可谓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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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后来谈到邵飘萍，总是赞叹他采访水平之高、写作手段之精和对恶势力斗争之勇，不过几乎没有人听他说起和邵飘萍的私交。而事实上，张季鸾对情谊的看重，在邵飘萍身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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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邵飘萍被当局通缉，处境非常困难。而这个时候的张季鸾应该说也有一些落魄，他虽然担任了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是这份报纸经营不善，举步维艰。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聘请他去工作的机会。《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最畅销的报纸，也是第一家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的亚洲报纸。所以，这应该是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张季鸾为了帮助困境中的邵飘萍，自己放弃，介绍邵飘萍前往《朝日新闻》。不久以后，他又帮忙把邵飘萍的夫人祝文秀送到了日本和邵飘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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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秀后来提到，1926年邵飘萍遇难后，张季鸾对祝文秀和她母亲非常照顾，接她们到天津居住，每月馈赠生活费100元，每星期都请她们母女吃一次饭，还经常送戏票给她们，让她们看戏散心。祝文秀母女从1926年到1929年，在天津一共住了三年多，这期间，每逢邵飘萍的忌日，张季鸾都要到祝的寓所来慰问，并且写祭文在邵的遗像前流泪朗读，读完焚烧以为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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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大公报》复刊不久，经费并不宽裕，1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月的薪水，的确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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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报界名流之所以惺惺相惜，和他们一以贯之的新闻理想分不开。邵飘萍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味，愿终生以之。”他的通讯、他的办报生涯，还有对新闻学的探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张季鸾也是如此，对新闻事业非常执著。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曾推荐他担任陇海路会办，这在当时是个大肥差。没想到张季鸾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宁可做穷记者，也不要这个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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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对于新闻的热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尽管他们或多或少都和政界保持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是思想的独立和言论的自由一直是他们的梦想。邵飘萍希望新闻机构“组织上、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应受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也不以他们为后盾”。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创刊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也彰显了独立的思想。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思想却是一种很难完全企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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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性格上两人还是有所不同。邵飘萍更为激进，更有激情；张季鸾则更加沉稳，更加理智。张季鸾大部分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理有据，让读者非常叹服。这也是为什么连蒋介石都对他非常尊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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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好友都可谓风流倜傥。邵飘萍交际之广在当时的新闻圈里赫赫有名，而且他有三房太太，除了元配沈小仍，另两位汤修慧、祝文秀都是他事业上的左臂右膀。邵遇害后，汤修慧艰难撑起大业，继续办《京报》。而张季鸾也娶了好几房夫人，不过一直到年近五十，他还是没有子嗣，直到1937年，他的第三位夫人陈筱侠生下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张季鸾后来将五十得子和为孙中山写大总统誓词、创办新记《大公报》并称为生平三大得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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