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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时期，《大公报》既刊登了“特约路透电”，也刊登了“北京特约通信”，一个是路透社的电稿，一个是北京政府的内部消息。但是比起胡政之的文章，这些都稍逊一筹，胡政之用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他眼中的巴黎和会，其中的细节描写和表达方式都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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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和安福系大败，王郅隆被当做“安福十凶”通缉，匆匆逃亡日本。作为安福系吹鼓手的《大公报》也声誉扫地，无奈之下，胡政之只得离开《大公报》。但是报纸的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中，1923年，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跌入地缝死去，两年后《大公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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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办报历程中，张季鸾和胡政之这两位才子就已经认识。1925年冬天，两人都有些落魄。胡政之离了安福系这座靠山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张季鸾则辞去陇海路会办的肥差，也在寻找工作中。某日，张胡二人在天津相遇，并一同去见吴鼎昌。三人畅叙后，步行走到大门紧锁的《大公报》馆时，不知是哪一位提议，把《大公报》的招牌、房产、设备都买下来，旧店重张，出一份新《大公报》。这个提议获得大家的认同。随后，胡政之联系到王郅隆的儿子，以一万元买下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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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同样留学日本，不过他学的是商业，回国后成了金融界名人。他对办报纸很有兴趣，而且对报纸发展的观念甚至比一般报人都先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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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正式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在这天的报纸上，《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主义”，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以公民身份发表意见；“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不私”，就是报纸是公众喉舌，并不做私用；“不盲”，就是绝不盲从盲信，而要追求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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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主义”的提出，是中国报界的里程碑。以往的报纸要么依靠政党资助，要么服务商业目的，而“四不主义”表明了中国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当然，之所以敢提出“四不”，和吴鼎昌雄厚的资金支持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金融家为中国报业的独立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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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的“三巨头”有意吸取了日本《朝日新闻》的办报经验，日出两大张八版。报纸突出言论和新闻的重要地位，在编排上，版面活泼，字体多样，图片较少，显示了大报风范。张季鸾把主要精力放在言论和要闻上，而其他版则是胡政之管得较多，胡政之不仅负责报社经营，也同样做采访和编辑。所以说，胡政之对于《大公报》的贡献也是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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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张季鸾通常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到报馆，首先看当天的经济行情，因为经济行情往往能反映时局的变化，然后翻阅日文、英文报纸，以及京津地区的报纸。从3点到晚饭前，都是张季鸾的会客时间，访客中不仅有朋友，也有一些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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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张季鸾开始审稿。报纸的大小样、本外埠的稿件、外国通讯社来稿一一送到他的桌子上，他来决定稿件该如何处理。吴鼎昌经常在这个时段到报社来，“三巨头”于是谈论时局，虽然这时报社进入紧张工作时间，但张季鸾总是不慌不忙，飘逸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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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钟，张季鸾开始写社评，或者润色胡、吴两人的言论。他写言论的确有自己的绝招，无论窗外如何吵闹，他都不受干扰，一气呵成。而且文章可长可短，广告少了，他就多写一些；广告多了，他就少些一点，但是同样能把道理说明白。甚至写了第一段，先裁下付排，然后接着写，接着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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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这个水平，不但要脑子快，思路清晰，还要对文史知识、时事新闻了如指掌，否则临时查资料也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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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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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刚复刊的时候，《大公报》亏损严重，但是从1928年9月开始，版面扩大到12个，广告迅速增加。到1931年，销量达到5万份，每月广告收入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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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大发展的阶段，正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大发展的时期。此间，蒋介石击败各路军阀后，展开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围剿进行了五次。前四次每次围剿失败，《大公报》都会分析失败原因。这个时候，《大公报》是挺蒋介石的，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是“正统”，对共产党持反对态度，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内不合理的现象也经常加以批评。这表明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大公报》所一贯坚持的自由资本主义立场，凡是拥护宪政的、自由民主的都加以支持，凡是专制、封建的都加以批评。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常常比其他报纸更为客观、更为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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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公报》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时候，对共产主义了解并不多，他们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于1931年派出曹谷冰到苏联采访，客观报道了苏联的建设成就。对苏联的报道固然视角独特，但是对共产党的报道才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1935年报馆派年轻的范长江走访西北，写成的通讯深深赢得了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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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开始了对西北的采访，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路。在总共69篇通讯中，有议论有描述，有对时局的分析，也有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其中有7篇通讯涉及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客观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后来，这些通讯集结成书，就是著名的《中国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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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大公报》仍然秉持冷静的态度，在张季鸾的领导下做了两件事——“明耻”和“教战”。具体说，“明耻”就是了解日本，为此，张季鸾派年轻编辑王芸生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写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报纸上连载长达两年半；“教战”，是邀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军事周刊，介绍军事常识、国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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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考虑到报纸影响大，怕日本人将报纸观点当做政府的观点，所以《大公报》一直没有表明“主战”的态度，引来社会上群众的不满，有人甚至向报馆扔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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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年时间里，在张季鸾等人的努力下，《大公报》已经成为主流大报、发行量剧增、开设了由著名学者撰写言论的“星期论文”等多个知名栏目，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舆论重镇，但是书生又怎奈时局的动荡。东北沦陷后华北局势危险，《大公报》是继续留在天津，还是另做打算，让张季鸾陷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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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考虑，张季鸾提出在上海创办《大公报》，可这个提法却少有地遭到胡政之的反对。胡政之认为上海是《申报》、《新闻报》的码头，《大公报》虽然已经行销全国，但如果去上海出版，恐怕难以抵抗“地头蛇”的侵扰。吴鼎昌的想法和胡政之大体相同。这就让张季鸾很生气，1935年4月，他一个人去了重庆，找到自己的同乡好友康心之。当时康心之任重庆川康银行总经理，为四川银行界名流，张季鸾想劝说康心之出五万元，另起炉灶在重庆做一张报纸，由康任社长，张任总编辑。康心之对张季鸾的设想非常赞同，决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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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此时，情势又发生了转换。1935年6月，中方代表何应钦和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央军”和一切“抗日势力”撒离华北，华北真正被特殊化了。这种情况下，胡政之和吴鼎昌明白《大公报》已经不可能在天津苟安，他们感觉张季鸾去上海办报的想法的确有先见之明，于是开始做迁沪的打算。很快，张季鸾回到报社，“三巨头”重归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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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康心之的投资已经到位，并将报纸命名为《国民公报》，张季鸾只好派了一位属下去重庆办报，可惜没有名人支撑，报纸的影响力一直没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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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写了《今后之大公报》一文，重申了“四不”主张，说明从天津来上海办报不是抢地盘，实在是形势所迫。不过作为外来户，要在十里洋场落脚可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大公报》一上摊就被报贩收走，印多少收多少，读者看不着。这种情况下，胡政之托关系请出了杜月笙，摆了一桌酒席宴请上海报界大佬，才算把事情摆平了。1936年下半年，《大公报》发行已超过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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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迁到上海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就因时局所迫关闭了。张季鸾和胡政之曾设想在全国范围发行报纸，但是都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最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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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十年的新记《大公报》此时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期，资产雄厚，人员齐备，俨然国内第一大报。报纸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存亡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更是让人们看到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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