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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大公报》仍然秉持冷静的态度，在张季鸾的领导下做了两件事——“明耻”和“教战”。具体说，“明耻”就是了解日本，为此，张季鸾派年轻编辑王芸生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写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报纸上连载长达两年半；“教战”，是邀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军事周刊，介绍军事常识、国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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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考虑到报纸影响大，怕日本人将报纸观点当做政府的观点，所以《大公报》一直没有表明“主战”的态度，引来社会上群众的不满，有人甚至向报馆扔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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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年时间里，在张季鸾等人的努力下，《大公报》已经成为主流大报、发行量剧增、开设了由著名学者撰写言论的“星期论文”等多个知名栏目，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舆论重镇，但是书生又怎奈时局的动荡。东北沦陷后华北局势危险，《大公报》是继续留在天津，还是另做打算，让张季鸾陷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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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考虑，张季鸾提出在上海创办《大公报》，可这个提法却少有地遭到胡政之的反对。胡政之认为上海是《申报》、《新闻报》的码头，《大公报》虽然已经行销全国，但如果去上海出版，恐怕难以抵抗“地头蛇”的侵扰。吴鼎昌的想法和胡政之大体相同。这就让张季鸾很生气，1935年4月，他一个人去了重庆，找到自己的同乡好友康心之。当时康心之任重庆川康银行总经理，为四川银行界名流，张季鸾想劝说康心之出五万元，另起炉灶在重庆做一张报纸，由康任社长，张任总编辑。康心之对张季鸾的设想非常赞同，决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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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此时，情势又发生了转换。1935年6月，中方代表何应钦和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央军”和一切“抗日势力”撒离华北，华北真正被特殊化了。这种情况下，胡政之和吴鼎昌明白《大公报》已经不可能在天津苟安，他们感觉张季鸾去上海办报的想法的确有先见之明，于是开始做迁沪的打算。很快，张季鸾回到报社，“三巨头”重归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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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康心之的投资已经到位，并将报纸命名为《国民公报》，张季鸾只好派了一位属下去重庆办报，可惜没有名人支撑，报纸的影响力一直没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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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写了《今后之大公报》一文，重申了“四不”主张，说明从天津来上海办报不是抢地盘，实在是形势所迫。不过作为外来户，要在十里洋场落脚可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大公报》一上摊就被报贩收走，印多少收多少，读者看不着。这种情况下，胡政之托关系请出了杜月笙，摆了一桌酒席宴请上海报界大佬，才算把事情摆平了。1936年下半年，《大公报》发行已超过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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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迁到上海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就因时局所迫关闭了。张季鸾和胡政之曾设想在全国范围发行报纸，但是都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最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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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十年的新记《大公报》此时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期，资产雄厚，人员齐备，俨然国内第一大报。报纸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存亡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更是让人们看到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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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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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继10月飞抵西安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后，第二次到达西安，调集30万军队，围攻陕甘宁地区。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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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获知消息的张季鸾忧心忡忡。他和蒋介石、张学良都过从甚密，在他心中，蒋介石是国家领袖，地位“正统”，而当此国家危难关头发生兵谏，很有可能将国家引向没有领袖的混乱局面，被日寇大举入侵。张季鸾只抽烟不说话，写下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发表在14日的报纸上。张季鸾知道南京方面对于西安事变有救蒋生还派和讨伐派，他站在前一立场上，认为蒋介石是经过十年形成的国家领袖，地位重要，应当立即恢复其自由。16日，张季鸾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敦促和平解决事变，勿用军事手段。18日，张季鸾一鼓作气，推出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篇社评成为张季鸾一生最著名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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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对东北军的同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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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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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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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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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张季鸾话锋一转，用排比句表达了对羁蒋行为的怒斥，并且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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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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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么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这样死了，教全国同胞虽可怜而不能见谅。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东北同胞，他们都替你们悲痛，盼望赶紧悔悟，你们还不悔还不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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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季鸾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立即放蒋介石出来，他认为在国内外复杂的情势下，只有蒋介石才能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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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者现在还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上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性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焦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几时出西安，是个小问题，谁不是他的部下，谁不能做卫队呢？（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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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张先生、杨先生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罢！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的同胞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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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文章最后说的希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果然变为现实，南京政府加印了数万份当日的《大公报》，用飞机空投到西安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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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大公报》工作的陈纪滢有这样的记述，公开信在西安上空散发后，“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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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台湾举行了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应邀赴台参会。暮年的张学良与张士基会面，他没有多谈西安事变，而是在张士基面前流畅地背诵了半个世纪前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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