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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报人和政治家交往，有时候尺度不容易把握。太亲密，容易为政治家利用，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离太远，则无法洞察政治的风云变化，写出来的文章就不深刻，不透彻。在这方面，张季鸾堪称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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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虽与国民政府走得近，但没有发生过经济往来，遵守了四不原则。在张季鸾的眼中，“国家至上”是他的准则。所以得罪蒋介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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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的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贤达，所以这次事件史称“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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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被捕后，江苏省高等法院七拼八凑了一份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一份有理有据的答辩状，驳斥起诉书。当时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多数报纸都不敢发表这份答辩状。救国会的胡子婴找到张季鸾，希望《大公报》能刊发。谁知张季鸾态度相当冷淡，这让胡子婴倍感诧异。因为张季鸾和沈钧儒是故交，纵使不能发表答辩状，也不至于对她拒之千里。经过交谈胡子婴才发现原来张季鸾误会了七君子。当时张季鸾刚从庐山回天津，在庐山亲耳听到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向蒋介石汇报，说要诱降七君子，并且各个环节已经安排好，审判无非是走个过场。因为这个原因，张季鸾对胡子婴说，《大公报》不愿意成为七君子和国民政府演戏的舞台，所以不发答辩状。胡子婴解释说，叶楚伧等人纯属痴心妄想，七君子准备绝食抗争，斗争到底。张季鸾了解真相后，随即决定刊发答辩状，并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希望蒋介石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尽快释放七人。一直到1937年7月末，被关押了八个多月的七君子终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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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沈钧儒曾经对徐铸成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记得我们出狱以后，即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谈，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我们，还关心我们和蒋谈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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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很多南京政府官员都认真阅读《大公报》。有时候，蒋介石要发表重要的文章，甚至叮嘱先发在《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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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6日，因为长期的肺病，54岁的张季鸾在重庆逝世。蒋介石获悉后，立即致函《大公报》：“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尤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9月26日，重庆各界公祭张季鸾，蒋介石又带领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官参加吊唁。次年张季鸾灵柩回陕，蒋介石还从四川到陕西，亲自参加公祭。由此可见他与张季鸾非同一般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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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往台湾后，几次会见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每次都问起《大公报》以及张季鸾家属的情况。也许，在蒋介石的心中，张季鸾是最值得他钦佩的一代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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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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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上，喜欢用“小骂大帮忙”这个词，也就是说《大公报》对国民政府虽然经常批评，但总的说来是在帮忙。现在看，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相对而言，作为一个没有党派的报人，张季鸾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了解要多于对共产党的了解，而且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也在试着更多地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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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并要求各报刊一律称呼共产党为“共匪”，唯有《大公报》没有服从这个命令。张季鸾还派出曹谷冰远赴苏联采访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曹谷冰成为最早连续报道苏联建设的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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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真正让读者对红军有所了解的稿件是范长江的系列文章，前文已经提到，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作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成果丰硕。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信息，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时间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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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在其后主持《大公报》的日子里，对共产党并没有明显的敌意。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中共方面立即向《大公报》等几家同情中共的报纸说明真相，希望得到支持。《大公报》一方面表态支持蒋介石，另一方面也帮共产党说好话，请求宽大处理叶挺。《大公报》对中共的同情，正说明了张季鸾一贯坚持的“国家至上民族之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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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公报》不仅关注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还发表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文章。周恩来曾说：“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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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现实条件，张季鸾对于中共的了解毕竟有限，但是作为一个与蒋介石私交甚密的报人，能够尽量公正、客观地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报道，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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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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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日寇步步紧逼的几年。《大公报》不得不一再向西部撤退，先后办了汉口版和重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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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偏居重庆的《大公报》迎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张季鸾生命走向枯竭时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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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说明，《大公报》不但充实言论，同样重视新闻。在抗战的前线，《大公报》的记者是最为活跃的一群，萧乾、徐盈、彭子冈等人在抗战报道中脱颖而出。以张季鸾所写社论为代表的《大公报》言论则以简明、理性的风格见长，不用典故，也不用生僻艰涩的文字，而是以娓娓道来的理性打动人心，这体现了张季鸾自然的文风。同时，字里行间所表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是一直不变的，尽管张季鸾是蒋介石的座上宾，但是独立精神是他自始至终所坚持的，所幸国民政府也并没有给报馆太大的压力，《大公报》得以安然渡过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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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季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职业报人要“公”、“诚”、“忠”、“勇”。“公”，即没有私心，做新闻写评论出于公心；“诚”，即对国家和民族怀抱高度的责任感；“忠”，即忠于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勇”，即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勇敢而不退缩。这几点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张季鸾的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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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以文人形象立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去世后，不仅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他评价甚高，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称他“报界宗师”。老搭档胡政之这样谈他的为人：“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采访所得，常可达到问题之症结。尤其生活兴趣极为广泛，无论任何场合，皆能参加深入，然而中有所主，却又绝不轻于动摇。生活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绝没有文人一般毛病……季鸾先生眼中无恶人。他同谁都好，他同谁都谈得来，而且一谈就谈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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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自由洒脱的张季鸾生前虽然写下无数评论，却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他认为报纸的文章，大多是针对当时的局势，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给后人看。所以对于自己写的言论，写过则丢，并不当回事，尤其反对集为“文存”。即便如此，他对时事的感怀，对国运的担忧却早已从那些文字中流淌出来。历史渐行渐远，但即使今天，说起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人，那个身着布衣长衫、羸弱瘦削的背影一定会浮现在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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