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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新记《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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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公报》后，胡政之在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很快，他又去了上海，并且决定开办一家通讯社，起名国闻通讯社，仿效国外这种新潮的媒体格局。这次给他出钱的仍然是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卢永祥本将这一新闻机构当做讨伐直系军阀的宣传阵地，而胡政之则是当做新闻事业来做，他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多个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通讯社越做越大。后来卢永祥被直系打败，胡政之则实际掌握了通讯社。考虑到通讯社没有稿件的落地平台，没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胡政之又办了一张《国闻周报》。虽是周报，但是影响不小，评论、消息、图片、文艺等各种体裁，一应俱全。后来胡政之到天津办《大公报》，《国闻周报》也就从上海随迁至天津接着办，直到1937年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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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闻周报》的业务需要，胡政之经常会跑北京、天津，而他的老朋友张季鸾这时候几经辗转，也来到了天津，赋闲在家。两人时常相聚，做些清谈。一天他们边走边聊，路过已经倒闭的《大公报》门口，多有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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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1920年亡命日本的王郅隆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死去，他的儿子接手了《大公报》，却把报纸办得奄奄一息，终至倒闭。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办报出身，就商量着能不能把《大公报》盘下来。可是谁出钱呢？他们想到共同的老友吴鼎昌。吴鼎昌时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听完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从四行经济研究会的经费中拨出五万元，投资《大公报》。这五万元中，一万元用于从王郅隆儿子手中购买《大公报》的全部股份；一万元用于房租和购买设备等；其余作为人力资本和以后的各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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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为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写了回忆文章《回首一十七年》，回顾了1926年他们三人续办新记《大公报》的经过：“先是吾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需由报馆送予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责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则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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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笔钱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部用于办报，不求任何回报，不以营利为目的，成功则扩大经营，失败也并不计较；二是对胡政之和张季鸾作了明确的分工安排，各取所长，不仅有“保底”的工资，还有“激励”的劳绩股；三是吴鼎昌参加报馆的工作，既不拿薪酬也不取分红，并在工作中充分尊重胡、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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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公报》非常有幸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手中获得新生，这三人有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独立办报、不拉政治关系、做人民的喉舌。这也成为《大公报》能够延续百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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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走进《大公报》后，胡政之投入了所有的心血，工作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徐铸成曾经回忆胡的工作状态：“胡每天清晨七八时即到报馆，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细读报纸，包括本市其他报纸。中午在经理部吃饭，打一个吨，一时许就重上班，督促白班的编辑（如副刊等版）、记者工作。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都要集中编辑部看报。他自己则认真阅读京沪及其他各地报纸，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各地新闻版参考。对外文报，日文、英文、法文报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编辑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写两篇社评，有时也写点新闻稿。八时左右，吴鼎昌来到编辑部，和张、胡漫谈时局，大约十时即回去。那时张季鸾先生即忙于看稿、撰文，胡则去经理室细审账目，对各地办事处作指示，直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他有过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小时。真可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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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的组织结构都是胡政之一手操办，按照设置，出钱的吴鼎昌作为社长，是一把手，胡政之和张季鸾分管经营和报纸内容。经理下面有各个经理部，总编辑以下是各编辑部。1935年12月，因为吴鼎昌到政府任职，辞去了社长职务，此后《大公报》就不再设社长，大事小情都是胡政之和张季鸾商量决定，1941年9月张季鸾辞世后，胡政之成为报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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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大公报》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开办，胡政之于是先后成立了“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以及“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从胡政之的报馆组织设计看，分工明确，效率较高，新记《大公报》公司成立短短十多年，报纸就登上了中国报业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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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报纸方面，胡政之最值得称道的一条是：凡做经营的人，必先经过编辑训练。从后来做经理部领导的几位如李子宽、金诚夫、费彝民等人看，莫不如此。这一做法，值得今天的新闻单位仿效。胡政之明白，报纸的灵魂在编辑部，只有做出好的内容来，赢得读者喜爱，才能有影响，才能带来广告。内容上不去，版面不好看，硬件再好也是白搭。在胡政之的统领下，他的部下工作也非常卖力，报馆上下形成很好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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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大公报》从创刊的1926年起到胡政之逝世的1949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在这二十多年里，《大公报》辗转多处地方，始终没有停刊过一天，这其中凝聚了胡政之多少心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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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开办一年的《大公报》上海馆刚刚走上正轨，却面临着日军进攻上海的凶险政局。当年8月，胡政之调集人马到武汉，由张季鸾带队，准备开办汉口版。多年共同奋斗的两位挚友不得不分头行动。临行前，胡政之对张季鸾说：“我相信中国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下，但毁灭之后一定能复兴。本报亦然。我留沪料理毁灭的事，愿兄到内地努力复兴大业。”坚守到1937年年底，胡政之接到日军要求“新闻检查”的通知，于是《大公报》发表《暂别上海》、《不投降论》的停刊社评，毅然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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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馆的情势不容乐观，刚刚创刊就面临日军对武汉的进逼。1938年3月，胡政之亲率人马赶赴香港，领导港馆的建设。而在此之前，胡政之已经安排了《大公报》骨干到重庆筹备新馆。香港人地生疏，创业非常艰难。胡政之千方百计找人才、组队伍，终于在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出版了《大公报》香港版。在他亲自撰写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说：“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只余一汉口版……现时依然奋斗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业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抗战的决心渗透笔尖。港版发行仅两个月，销量就增到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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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馆闭馆、重庆馆开馆后，胡政之又于1940年冬天派人到桂林筹建新馆。1941年3月，桂版创刊，抢在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香港沦陷之前，这就保证了《大公报》始终没有因为战局变化而停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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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频繁地来往于香港、重庆、桂林，报馆条件再艰难，他也乐观对待，信心满满。他对报馆的同人说：“本报与国家同命运。国若亡则报亦亡；可是国家前途绝对有希望，绝不会亡。所以本报前途很光明，责任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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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坚韧不拔的《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即使到今天，在中国报纸里，这项荣誉也只有《大公报》获得过。荣誉之后，胡政之面临的是更大的压力，他一直并肩战斗的老友张季鸾于当年9月病逝，报馆的重担压在他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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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胡政之很快重新布局，有条不紊地推进报馆工作。当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馆宣告停刊。不过胡政之对于香港馆一直很有感情，1948年，时局已经有所改观，已近六十岁的胡政之又率领精兵强将到香港，进行最后一次创业：筹办香港版的复刊。而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这个决定，被历史证明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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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年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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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能够长期受人关注，与报馆有一批出色的编辑记者是分不开的。胡政之在知人善任方面很有一套。后来很多新闻界名流徐铸成、范长江、萧乾等都得益于胡政之的一手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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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只有20岁的徐铸成一边在北师大读大学，一边在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算是勤工俭学。他发现经常抄写发往各地的新闻很多是政府公报，没什么新闻价值。初生牛犊不怕虎，徐铸成拿起笔给胡政之写了封信，建议国闻社适应变化，及时改变新闻采访的重点，凭借北京市文化古城的优势，关注各种文化活动。胡政之看了信，觉得这个年轻后生说得很有道理，立刻接见了他，并建议他到报馆兼职做工作，旋即吩咐属下给徐铸成印了“《大公报》记者”的名片，让徐第二天就到河北定县平教会去采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徐铸成赶到定县，晏阳初正好去了美国募捐筹款，于是晏阳初的助手带着徐铸成进行了参观走访，经过三天的采访，徐铸成了解了他们的办学思想，写出了《定县平教会参观记》一文，寄给《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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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对徐铸成的采访能力和文笔大加赞赏，立即将稿件在《大公报》上刊登，并亲自配发社论，希望知识分子不但要关注城市的教育，也要关注农村教育。随后，胡政之聘徐铸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徐铸成的新闻生涯从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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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徐铸成的一次临危受命更加深了胡政之对他的信任。当时徐正在太原采访，一天忽然接到胡政之的电报：“有事望速回平。”原来，当时的北平国闻社主任曹谷冰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胡政之到北平亲自主持工作。见面后，他对徐说自己在天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北平国闻社的事务就交给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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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1岁的徐铸成来说，这个重任确实有点让人发懵。第二天他到国闻社一看，办公室空空如也，几个编辑记者都没来，只有3个抄写员在等稿子。这时恰逢胡政之打来电话。电话中徐说自己资历浅，希望胡能另外请一个人来代管北平国闻社的事务。胡政之很坚决地问他能否暂时挑起这担子，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让徐招几个练习生，并把原先几个编辑记者给开了。徐铸成代理主任一个多月，直到曹谷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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