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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好事多磨，就在萧乾打点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他的箱子被小偷给撬了锁。胡政之给他的钱全被偷走了，不过所幸护照、入境证都还在。胡政之听说这事以后，安慰了他一番，说只要证件在就好办，钱可以再领一份，嘱咐他到了英国多写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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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萧乾漂洋过海去了英国，利用这样绝好的机会边教书边写稿，后来他不教书了，又接着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就这样到了1943年年底，萧乾硕士快毕业的时候，胡政之亲自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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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是随重庆方面的友好访英团到了伦敦。见到萧乾，他开门见山道：“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的，我就是要把你从这个古老的学院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去显一显记者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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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明确告诉萧乾：你的机会来了。他希望萧乾拿出全部精力，成为《大公报》正式的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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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再一次被老板说服，放弃了当学者的想法，投入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作为在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萧乾不负众望，写出大量精彩报道。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英吉利海峡，身临战区一线；也曾随美军挺进莱茵河，进入获得解放的柏林。他还采访了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等国际政治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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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他让人给萧乾发电报，让萧乾从伦敦赶到旧金山，一来采访新闻，二来算是做胡政之的助手。如果说之前萧乾只是见识了胡老板在用人和经营方面的魄力，那么这次美国之行让他发现了胡政之这个报业全才的新闻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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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杏花楼用午餐时，胡政之对萧乾说，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宴请中国代表团，萧乾不用参加，可以自由活动。可是到了晚上，萧乾接到了胡政之的电话，胡用四川口音急促地叫他立即见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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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立即穿上衣服，喊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胡政之所在的旅馆。刚下车，就见到胡政之非常焦急地等在门口，他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碰杯敬酒时说话给我听到了。翻译出来就是：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他得意地对萧乾说：“我赶紧装着解手就溜出来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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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心领神会，立即和胡政之告别，打了一个出租车驶向电报局。他给重庆《大公报》发了一个特急电，消息就刊发在次日的《大公报》要闻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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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提携的年轻后学非常多，在他生命晚期，还有一位记者朱启平也得到了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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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平是《大公报》重庆版的编辑，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的推进，盟军胜利的曙光已经可以预见。通晓英语的朱启平主动请缨，给胡政之写信，希望能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采访，胡政之非常支持，帮助他联系相关事宜。朱启平不负众望，跟随美军转战亚太战场，写下了众多精彩的战地通讯。1945年9月2日，日本将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和盟军签字投降。胡政之又想尽各种办法让朱启平登舰采访，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朱启平写下了载入史册的通讯《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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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庄严的时刻，大部分时间朱启平只能用眼睛去观察。他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娓娓道来，从戎装笔挺的士兵到无比敬业的记者，从签字现场的布置到各国代表的神情，都描摹得十分到位，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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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朱启平还发现一个细节：荷兰代表在签字前和麦克阿瑟将军商量了一阵。这是为什么？朱启平等到仪式结束，立即追问。原来，加拿大代表在给日本的投降书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后面的法国代表将错就错，也签低一格。荷兰代表发现了问题，立即和麦克阿瑟商议。日本代表不愿意把这份签错的投降书带回去，所以现场有些异议。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板着脸和日本代表交涉半天，最后当机立断，掏出笔将签错的国家划回原处，并附上说明和自己的签字为证。弄清了原委，朱启平立即将这段内容加进了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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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平的《落日》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真正能做到有重大新闻的地方就有中国记者在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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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的报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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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在他的新记《大公报》生涯中，一直努力坚持独立的立场。当时，报馆的总编辑张季鸾虽是无党派人士，但是和蒋介石私交很好，胡政之对此还有过一些看法。他领导报馆时，不允许编辑记者参加任何政党，一旦发现予以辞退。不过后来随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大公报》里倒确确实实有不少共产党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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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可以和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但作为文化界知名人士，作为一张敢于面对社会生活的报纸的负责人，要想完全脱离政治并不容易。后人对胡政之争议较多的有两件事：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看成受了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即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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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点，《大公报》的同人李侠文在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有所解释。“说到报纸的经营，同行无不佩服政之先生。在抗战前后，各馆在各地预先开设，逐个撤退，战后又一一恢复，人力物力安排调配，头绪纷纭，事至繁重，而他洞烛机先，指挥若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在港馆购下一批白报纸，后来纸价飞涨，而港版能应付裕如；有时让出几卷纸就够支付同人一月的薪水。战时渝馆收入不错，刊登广告要一周前登记。抗战胜利后，有财力恢复津、沪等馆，还分别赠送同人一笔复员费用。只是购买美国印刷机，非用外汇不可，因此申请了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此事成为后来被指接受国民党变相津贴的口实。这部新式卷筒机，是美国战后运来远东的第一部，《大公报》从未启用过，转卖了给广州《南方日报》。解放前各馆有一批同人为避国民党迫害来港，在解放后再由港返回内地。港馆本来就亏本，此时开支大增，全赖经理费彝民先生多方筹措，对付过去，最后凭这部机器来清偿债务，这是政之先生生前所绝对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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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20万美元公价外汇，胡政之是要买进口机器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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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事情是怎样一个经过呢？李侠文的文章说：“他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当国共和谈濒于破裂，蒋介石硬要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他和另几位参政会的老先生相偕去见蒋，希望和谈能有转机，劝蒋展期开会。蒋很厉害，答应把会期展延数天，但有条件，就是开会时他们这些贤达必须参加。他在报馆一次社评会议上神情沮丧地把经过告诉我们，并说为了报馆，他去‘跳火坑’，到时他去签个字报到就回来，大家报纸照编，不要受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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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有时候一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也是无奈之举，纵使胡政之是报界领袖，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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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一次胡政之到了南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派秘书傅泾波访问胡，试探他是否有意出任行政院长，并准备了洋房和汽车。胡政之对此婉言谢绝，跑回《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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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胡政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那就是做一个报人，而不是从政。1943年10月20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讲话，足可代表他的新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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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做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连在一块儿，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做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但看我们过去这一二十年的努力，就已做到报人可有政治意识而与实际政治独立，为报界开阔了新天地，可知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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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新闻记者的责任重大，不仅要讲真话，而且应像史官一样具有才、学、识。虽然他并不反对赚钱，但是他更强调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力量。他以自己的标准不拘一格选拔记者，不分立场的左中右，只要能干皆可为他所用。在《大公报》民国时期，曹谷冰、徐铸成、金诚夫、李侠文、范长江、萧乾、徐盈、彭子冈，一串串闪亮的名字灿若星河，辉映了新闻界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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